《信息、信任與法律》書評(2) —— 查看此書介紹
鄭也夫 2006-8-29 16:41:16
張維迎舉重若輕地討論了法律，顯示了他的理論素養(yǎng)。接著五種激勵機制，他討論了侵權(quán)法、合同法、財產(chǎn)法、刑法中的激勵機制問題。在刑法的討論中他分析了為什么民法和刑事法的區(qū)分是法律中的最基礎(chǔ)的區(qū)分。他從激勵效應上講述了區(qū)分二者的三個標準。一，行為的外部性。如果傷害的是一個人或少數(shù)人，他們能夠獲激勵機制去阻止傷害，賠償也可以提供激勵。而如果傷害的是很多人，但對每個人的傷害較輕，訴訟的成本又較高，就會形成“民不告”的情形，就很難建立激勵機制阻止這種行為，于是要靠“公訴”、要貫徹刑事法來提供激勵。二，可信性標準。嚴重的傷害，比如謀殺，不能靠貨幣賠償來了結(jié)，那樣完不成對犯罪心理的抑制（即激勵）。有時受害人已死，靠“公訴”更妥當。有時犯罪未遂，但社會要貫徹對杜絕此種犯罪的激勵。三，惡性報復標準。對于有些犯罪由政府實施懲罰，懲罰行為與受害人無關(guān)，報復行為就不會發(fā)生。論述得很好。
但正是在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張維迎在前面說過：“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過一種激勵機制，誘導當事人事前采取從社會角度看最優(yōu)的行動。當事前的效率與事后的效率發(fā)生沖突時，事后效率應該服從事前效率……‘殺人償命’是合理的，并不是因為他在事后為受害人提供了補償，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勵�！边@一說法似乎與他這里說的避免惡性報復相沖突。當然，作者可以解釋：他不輕視“事后”，但“事后”是第二位的。我覺得，“善
后”工作，是法律的一項絕非次要的任務。它可以抑制事件的惡果蔓延�！吧坪蟆迸c“激勵事前”很難說孰重孰輕。從發(fā)生學上來說，法律很可能是在“善后工作”中不斷完善的。而“后”與“前”并不總是分裂的，是互為因果的，甚至是合一的。公平與效率其實也是合一的�！皻⑷藘斆逼鋵嵕褪菤v史的遺產(chǎn)，它被繼承下來，說明我們?nèi)匀惶幵凇吧坪蟆钡年幱跋�，說明“心理事實”有時重于理性計算。
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覺得張維迎對“事前激勵”的強調(diào)的確擁有相當?shù)慕忉屃�。我在探討“人格信任”時曾說，人格信任就是根據(jù)一個人的過去推斷他的現(xiàn)在和未來，嚴格地說這樣推論是不合邏輯的，只是因為這是惟一的參照，才成了信任的根據(jù)。但是這種“不合邏輯”用“事前激勵”的理論來解釋就符合邏輯了——人們既然不太合邏輯地從我的過去推斷我的現(xiàn)在，那么為了我的將來的利益我必須作好現(xiàn)在的事情。于是控制系統(tǒng)完成了�？傊�，我認為“事前激勵”的理論是有意義的。但是“事前”與“事后”的關(guān)系是互動和辯證的。
我自覺這里和后面的“較真”，都有些“學究氣”。它更是服務一種學理，而不是社會實踐的。我相信，維迎是兼顧二者的學者，所以才不避學究氣。
人格、制度、信譽 張維迎說：“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對信任進行分類。一個維度是從信任的來源進行分類，信任的來源基本分為三類：一是基于個性特征的信任，二是基于制度的信任，三是基于信譽的信任�！眰�性特征比如相貌、血緣關(guān)系、個人品德……從信任的對象上來講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對作為個體的人的信任，包括個人之間的信任，第二是對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如企業(yè)）的信任，第三是對政府的信任�！保ǖ�9-11頁）我覺得，作為一個理論
體系的框架，這一表述好像很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談信任的對象。我覺得，政府同個人、組織是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問題，并列在一起無助于分析。嚴格地說，或者狹義地說，政府不是信任的對象。西方學者在討論政府的相關(guān)問題時多用legitimacy（合法性），不用trust（信任）。為什么他們單獨選擇了一個詞匯對待政府，而中國人通常用“信任”一詞，去分析不同的對象。我認為，是中國人對政府的性質(zhì)沒有清醒的認識。但是
學者應該有這種自覺，有意識地表達出這種區(qū)別性。選擇政府與選擇合作對象（個人或組織）是大不相同的事情。認真地說，政府不是你選擇的。有時候，政府干脆就是暴力革命的產(chǎn)物，有的人極其擁護，有的人只好被動地接受。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所能考慮的也只是權(quán)力的“出身”。而出身的合法性帶有時代特征。在古代如果按照長子繼承制，國王是從長子繼承到王位就是合法。在現(xiàn)代西方，如果是按照選舉程序產(chǎn)生的，就有合法性。二者都不取決于你個人同不同意，在民主制度中當選的總統(tǒng)可能正是你看不上的。而用于一個人同其他人或組織之關(guān)系的 trust（信任），則取決于你自己的判斷。政府是你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東西，而與“信任”相關(guān)的是你可以選擇的東西。政府的舉措同社會信任有
程度不同的關(guān)聯(lián)。政府可以破壞社會信任。當它“撥亂反正”的時候，似乎又促進了經(jīng)濟社會和信任的發(fā)育。而在正常情況下，政府維護社會秩序的平臺，社會生活與信任自然地發(fā)育，與政府不再發(fā)生直接的關(guān)系。一句話，政府不是信任的對象，但是研究信任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每每要涉及到政府行為。
接下來談個性特征與信譽的關(guān)系。
張維迎將個人特征、信譽和制度一同列入“信任的來源”。我不太同意“來源”一詞。我覺得他這里講述的是信任的“根據(jù)”。如果說“來源”的話，信任應該是來源于發(fā)生重復性博弈的群體生活。這種生活需要信任，也可望產(chǎn)生出信任。比如古代的部落、宗族，再比如現(xiàn)代社會中的自愿組織和貨幣系統(tǒng)（它的后面是銀行組織和金融制度）。但是措詞是枝節(jié)問題，不多糾纏。張維迎將相貌、血緣關(guān)系、品德視為個性特征的組成部分。相貌其實是不能成為信任的根據(jù)的。信任是重復性博弈中的產(chǎn)物。以相貌來判斷往往是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即在第一次遭遇時就必須決定。因此可以說，它是“前信任”時的不得已的行為。當獲取到別的信息的時候，相貌通常就后退到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位置。血緣關(guān)系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生物學家證明了“血緣利他”的存在。血緣團體是人類最初的合作形式。由此才開始了合作的進化。合作需要媒介，信任是合作的媒介。血緣關(guān)系可以說是信任的根據(jù)，也可以說不是。因為它同其他的信任根據(jù)太不相同了。它是天生的、本能的。信任是同不確定性相對應的，而血緣關(guān)系中的互惠在很大程度上是確定的。除了作為合作的起點的意義外，血緣關(guān)系沒有更多討論的價值。品德，是個性特征中可以成為信任根據(jù)的最重要的、最具討論價值的東西。但是我恰恰以為，作為信任根據(jù)的品德和信譽幾乎就是一個東西。雖然現(xiàn)實中有多種類型的混合，但思維中的分類應該是有清晰的區(qū)別性的，那是思維系統(tǒng)的需要。個性和制度顯然是不相混淆的東西。信譽就有些麻煩了。信譽是抽象的。它要找載體，首先是尋找個性作它的載體。信譽是貫穿在他（它）們之中的，它不能脫離他們而存在。
信譽是什么？我在《信任論》中說：“聲譽是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gòu)的濃縮的歷史……過去是確定的，將來是未知的，‘現(xiàn)在’靠著與‘過去’的連手，超越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心理上造成的疑惑�！痹趥鹘y(tǒng)社會中，人們生活在重復博弈的小群體中，所
謂熟悉就是了解一個人的過去，他的過去 構(gòu)成了他的“信譽”。當交換的圈子擴大，走到匿名的世界中，你不了解他們的過去，怎么辦？如張維迎所說：組織和制度的壽命比個人長久。你不了解不要緊，別人了解，一個組織的信譽就是眾人對它的歷史的記憶，接受它的信譽就是“從眾”。貨幣的信譽其實也不是政府帶來的，而是它此前的穩(wěn)定的歷史，相信它也是“從眾”——人人都接受，你怕什么？人格信任的結(jié)構(gòu)是：一個人的過去——熟悉他的過去——信任（或不信任）。制度信任的結(jié)構(gòu)是：一個組織或制 度 的 過 去——大 家 都 這 么 說——從眾——信任（或不信任）。
如上所述，個性特征與信譽有較大的重合部分，應該將之剔除。剔除后，信任的來源（我更愿意稱之為“根據(jù)”）是：血緣關(guān)系、信譽、制度。其實，人們通常強調(diào)的就是個人品德和制度。并且制度和信譽其實也有一定重合。但是張維迎的獨到見解是，“顯性激勵”與“隱性激勵”的功能與區(qū)分。顯性激勵是制度、法律與“正式的合約”。隱性激勵是信譽。這一見解很可能具有解釋的潛力。在信任問題上個人品德可以換算成信譽。那么，信任的來源是——血緣關(guān)系、信譽、制度，比較言之成理。信譽、制度、政府，則三位一體地構(gòu)成了社會控制系統(tǒng)。其系列譜是：為了維護秩序的強制力（國家機器的力量）——誘導（顯性激勵，即正式的約定）——出于長遠利益的追求而自我約束（即信譽）。
中國是否是一個低度信任的國家 福山說中國是一個低度信任的國家。張維迎不同意。張維迎說：“中國原本信任度很高……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社會確實是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為自己吃錯了藥就懷疑祖宗的基因有問題�！彼�論證到：中國面積大、人口多、歷史悠久，如果沒有信任，能成嗎？皇帝將權(quán)力委托給外人，中國最早有紙幣，也都說明了中國古代信任度很高（第9-11頁）。
但是我覺得，張維迎提到了福山，卻與福山的觀點不夠針鋒相對。針鋒相對的爭論更有助于思考的深入。
福山根本沒有研究中國大陸現(xiàn)代社會中的信任，他選取的案例是臺灣和香港。他認為中國大陸因政治制度的巨大變更，其文化傳統(tǒng)上典型意義不如臺灣香港。他認為臺灣香港的經(jīng)濟增長只是靠著企業(yè)數(shù)量的增長，不是像美國、日本那樣靠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增長。他認為經(jīng)濟繁榮離不開大企業(yè)。為什么中國發(fā)展不起大企業(yè)呢？因為走不出家族制，信不過外姓人，不能將專家管理制度化。所以第一代繁榮的企業(yè)，在第二、三代就衰落了。美國、日本的企業(yè)即使是家
族創(chuàng)立的，在第二代大多都交出了管理權(quán)，只作股東，管理上完成了制度化。如果要反駁福山，首先要談的是，港臺的社會應該是沒有“吃錯藥”的，他們有沒有福山說的問題。如果論證出港臺社會沒有福山所說的問題，自然就駁倒了福山。如果港臺的社會確實有企業(yè)家族制的問題，并確實制約了企業(yè)的發(fā)展，就必須正視和解答這是不是中國文化中的問題。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發(fā)言權(quán)。我只是希望福山的挑戰(zhàn)者對準目標，即使作為看客，看到交不上鋒也是著急的。
張維迎接下來的回答似乎是有針對性的，即中國古代社會是高信任度的國家，其實還是不夠針對。福山認為，社會信任產(chǎn)生于社會中間組織，低信任度的國家歷史上大多經(jīng)歷了強大的政治集權(quán)，集權(quán)之下的民間組織瀕于滅絕。而歷史上的封建國家要好得多，王權(quán)之下還有貴族。西方還有教會，中世紀晚期的西方城市中發(fā)展起行會。他們共同構(gòu)成了王權(quán)與基層之間的中間層。我覺得，其實福山重點的判斷不是古代世界中封建制與集權(quán)制（順便和讀者說一句，中國古代自秦至清是皇權(quán)制，認為它是封建制是中國人現(xiàn)代歷史觀中的最大誤區(qū)），哪一個社會信任度更高？他應該清楚，這種比較超出他的知識結(jié)構(gòu)。他所要做的其實是，比較這兩種制度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中，哪一種更容易造就出更高的社會信任度？他認定是封建制。福山的邏輯是干凈利索的。要挑戰(zhàn)，這里是關(guān)鍵。我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在1988年就寫了“反傳統(tǒng)之反省”。我同意中國疆土廣大、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而不瓦解，里面有需要揭示和解釋的重要道理。我討論過方塊字，討論過科舉制。張維迎也為此找到了一個理由：連坐制度。我覺得方塊字和信任沒有關(guān)系。連坐制同信任也沒有關(guān)系。科舉制同信任有關(guān)系，甚至是制度信任的最古老、最偉大的形式。不能說大就一定有高度信任在其中發(fā)揮作用，要具體說到信任在哪里�；实蹖�(quán)力交給了外人（官僚），是因為他們比親屬更可信，但是同封建制相比畢竟是收權(quán)，而不是放權(quán)。并且即使說皇帝同官僚的關(guān)系是信任，也是一種特異的信任。要用它證明社會的信任度，不是易事。紙幣和票號應該是較高信任度的更好證據(jù)。但是尚需深入下去，弄個究竟。今年十一長假，與妻子去鳳凰古城�？吹缴驈奈南壬贡系耐炻�(lián)：不屈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沉思良久。子曰：見賢思齊焉。星斗其文，實在高不可攀。但是看到好書，不避吹捧之嫌，也要稱贊；
看到疵瑕，不怕傷害情面，也要指摘，甚至冒著貽笑大方的風險——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孩子。
寫了這么多文字，說明我認為這是一本好書。我希望聽到維迎對我的意見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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