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立法評價
《民法•親屬》婚嫻章對婚嫻制度的建構，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存吸納歐陸國家先進婚嫻立法理念的基礎上，對我國傳統(tǒng)的婚姻制度進行了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有力地促進了婚俗改革，并使婚俗改革得以在國家強制力的護佑下穩(wěn)步進行。
(一)婚約制度的改革
存?zhèn)鹘y(tǒng)的婿約制度中，訂立婚書、收授聘財，是婚約成立的核心要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基于社會中人對包辦婚嫻和收授聘財的質疑與批判，《民法•親屬》便著手對婚約制度進行改革，即將婚約視為契約，收授聘財也不冉是婚約成立的核心要件。盡管《民法•親屬》回避了對聘財的規(guī)定，但卻很難抑制婚俗生活中存在的收授聘禮的行為與習慣。在司法實踐中，一旦出現聘財糾紛，則須依民法關于贈與之規(guī)定予以處理。例如，民國二十一年院字第838號解釋：“男女定婚后未及成婚而有一方死亡者，依從前律例同有不追財禮之明文，若以現行民法親屬編之規(guī)定，定婚男女無須聘財，縱使事實上付有財禮，亦只為一種贈與�？v得因贈與人或受贈人死亡而撤銷贈與，請求返還贈與物。”這一解釋可推定適用于解除婚約糾紛。然而，給付“聘禮與民法中一般意義的贈與顯然有區(qū)別，完全按照贈與合同處理與習俗有較大沖突，很難為民眾認可”。故有學者對婚約立法進行了評價：“夫我同民法適應世界潮流，立法新穎，因是贊揚，而對于社會流行之習俗，亦不宜概行漠視，因民法為人民日常生活之規(guī)則，距離人民生活過遠，則非斯土斷時之法律也。聘財不為婚約成屯之要件，固無可質疑，然社會仍風行聘財，應于解約時另加規(guī)定，使各得其平，亦有其必要。”[2]盡管如此，《民法•親屬》中的婚約立法，有助于憑借法律強制力推進婚約習俗的改革，使當事人自主締結婚約、反對交納聘財成為婚俗改革的方向。
(二)結婚制度的改革
《民法•親屬》中的結婚制度，具有改革與妥協相伴生的特征：既有對歐陸法結婿制度的移植，義有對我國傳統(tǒng)結婚習俗的妥協。前者表現為對婚嫻的無效與撤銷制度的全盤吸納，后者則表現為對早婚習俗的改革及對中表婚習俗的妥協。
1．對早婚習俗的改革
自近代以來，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就曾對早婚積習進行了分析與批判�；凇皬姺N、強同、增進種族健康”之考慮，倡導改革早婚習俗。為此，《民法•親屬》第980條擔負起改革早婚習俗的重任，明確規(guī)定：“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不得結婚�！痹摲ǘɑ辇g與傳統(tǒng)法定婚齡相比，無疑有明顯的提高。法定婚齡的提高，具有改革早婚習俗的昭示性；同時，也承載了提高國民素質、適當控制人口增長的目的。
2．對中表婚習俗的妥協
《民法•親屬》關于禁婚親的規(guī)定，既有對傳統(tǒng)宗法制度的否定，又有對固有婚姻習俗的妥協�！鞍次遗f律，凡屬宗親，皆在禁止之列，幾無范圍之可言，而對于外親妻親，則較宗親為狹，懸殊已甚。今斟酌損益于中外法制之間，對我國向不禁止者，仍不禁止，例如，原則第3款但書表兄弟姊妹是也�！盵1]然中表婚習俗，在我國積習日久，故《民法•親屬》第983條規(guī)定，表兄弟姊妹不在禁止結婚范圍之內。該項規(guī)定，表現出對中表婚習俗的妥協。
3．對妾制的變通
妾制，是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一項身份等級制度。從傳統(tǒng)嫁娶習俗看，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依禮，妾之身份低于妻，不得與夫齊體，故妾稱夫為君，稱妻為女君，事君與女君如事舅姑�！盵2]民國時期，妾制遭到輿論的譴責，廢除妾制成為主流觀點。然而，如何廢除妾制，立法上則有兩種選擇：一是明確禁止納妾，納妾須承擔法律責任。二是不承認妾的親屬身份，通過回避妾制，間接否認納妾行為。[3]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民法•親屬》采納了第二種立法例。依1927年民國十六年法制局擬定親屬法草案的說明：“納妾之制，不獨違反社會正義，抑實危害家庭和平；衡以現代思潮及本黨黨義，應予廢除，蓋無疑義。故本案不設容認妾制之明文，以免一般社會妾疑此制可以久存或暫存。唯以明文禁止納妾，似以宜俟諸單行法令，而不能僅僅假手于親屬法；緣廢妾之律，為貫徹其目的起見，勢不能不設置諸種關于納妾之刑事制裁及行政處分故也。至于既存之妾及其子女，于廢妾之單行法令未頒行以前，究居如何地位，則擬由法院斟酌社會情形，為之解釋，以補律文暫時之闕。”《民法•親屬》在回避妾制之時，又通過第1123條第3項的設計，為妾安排了合適的身份——家屬，從而對妾之身份予以變通。妾之親屬身份的享有，既保障了妾的生活來源，又順應了納妾的習俗；既剝奪了妾之準配偶的身份，又推進了一夫一妻制的實施�！睹穹�•親屬》對妾制的變通，有助于促進妾制習俗的改革，并為最終消滅妾制奠定法制基礎和觀念基礎。
(三)失妻人身關系改革
夫妻人身關系改革，主要表現為對歐陸法之立法例——配偶權制度的移植。其積極意義在于用配偶權取代傳統(tǒng)的夫權，使夫妻人身關系效力立法呈現出男女平權的氣息。
1．夫妻姓氏的約定
《民法•親屬》第1000條明確采納了妻冠夫姓、贅夫冠妻姓的立法例。這一立法例，曾遭到學界的質疑：首先，質疑性別取向。在傳統(tǒng)婚姻習俗中，聘娶婚為常態(tài)，入贅婚為例外。故妻冠夫姓、贅夫冠妻姓，無疑是貌似男女平等，實則是以男權為核心。其次，質疑冠姓意義。學者陳長蔚認為：“出嫁女子，應當編入夫之戶籍，對外時可以單獨使用本人姓名。入贅男子應編入妻之戶籍，對外亦可單獨使用本人姓名。”有學者對夫妻姓氏則持“無規(guī)定必要”之態(tài)度。因為法律已不限制“同姓為婚”，自無規(guī)定女性婚后姓氏的必要。至于子女的姓氏，無論隨父還是隨母，均是可行的，也無須特別加以規(guī)定。對冠姓的質疑，有助于改革中國婚姻領域的冠姓傳統(tǒng)，并為夫妻獨立姓氏的采用奠定了觀念基礎。至于《民法•親屬》所規(guī)定的“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則賦予了夫妻雙方平等協商選擇姓氏的權利，其立法意義在于倡導了夫妻雙方平等處理婚姻事務的觀念，有助于夫妻平權觀念的確立。
2．家事代理權的確立
家事代理權，是配偶權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該權利夫妻平等享有，一方的權利就是對方的義務；反之亦然。《民法•親屬》第1003條之規(guī)定，賦予了夫妻平等的家事代理權，存提升女性家庭地位的同時，也促進了夫妻間的平等。這與傳統(tǒng)婚俗習慣相比——“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有助于女性財產權的享有與行使。
(四)夫妻財產關系改革
《民法•親屬》關于夫妻財產關系的界定，融合了男女平等精神，也保護了妻子的財產卡義。對女性財產權益了以充分的確認和保護，有助于夫妻關系的改革。
1．平等約定夫妻財產
在傳統(tǒng)的婚姻家庭領域，妻子沒有獨立的財產權，因為女性尢繼承的財產�！爸型糯姆稍谧陟隼^承之下，根本否認妻有繼承大財的權利，繼承遺產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兒子或嗣子。在子未成年之前她只有行使管理權的資格�！盵2]此外，女性無處分的財產。“妻雖負處理家事之責，但在財政方面，只是按時從夫處領得定額的家用，然后在一定的范同內支配這些資財而已。換言之，她只有行使權，并無自由處分權及所有權，她只在指定的范同內被授權代理而已，她得對夫負責，越權的處分除非經過追認，是無效的�！逼拮硬皇秦敭a權的主體，自然要對夫之人格予以依附；夫尊妻卑，也就自然成為夫妻關系的原則。《民法•親屬》第1004條關于約定財產制的規(guī)定，不僅保障了妻子的財產權，而且確立了夫妻平等的約定財產的權利；既提升了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又實現了對女性獨立人格的尊重。它超越了我國沒有夫妻財產約定的習慣與定制，為我國夫妻財產關系的習俗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2．平等保護特有財產
《民法•親屬》關于特有財產的規(guī)定，體現了夫妻別體主義的立法精神，即大妻雙方平等地享有特有財產權，且對特有財產的歸屬可進行約定。特有財產的享有，有助于大妻雙方獨立意志的實現，有助于男女平等風尚的形成。
(五)離婚制度改革
《民法•親屬》關于離婚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對專權離婚制度的修正；二是對離婚當事人個人權益的救濟。
1．對專權離婚制度的修正
在傳統(tǒng)離婚制度巾，男性享有專有離婚權，即“在中國古代離婚的四種模式中，出妻是典型的男子專權離婚。男性居于主體地位，女性則處于客體地位，且很難擺脫被出的境地。和離雖然相對溫和，但實質上是男性棄妻，是出妻的變種。至于義絕和呈訴離婚，雖從形式上兼顧了男女兩性，但實質上依然側重對男性及男性家庭利益的維護”�！睹穹�•親屬》關于兩愿離婚的規(guī)定，賦予了夫妻雙方平等的離婚權；關于判決離婚理由的規(guī)定，體現了“夫妻雙方在主張離婚的原因上基本一致，不岡性別而存在差異，改變了傳統(tǒng)社會中離婚理由對大妻雙方規(guī)定不一的做法(男方相對寬松而女方較為苛刻)，消除了對男女兩性在性道德方面的雙重標準”。夫妻平權離婚，有助于保障離婚自由，也有助于男性專權離婚習俗的改革。
2．對個人權益的救濟
“從離婚后果上看，妻子可以取回屬于自己的財產，經濟利益受到保障。離婚后陷于生活困難的，只要對方有經濟能力，應當給付贍養(yǎng)費。這些規(guī)定對女方權益的保護具有重大意義，為女性行使離婚權提供了物質保障�！碑斉噪x婚后，其生活具有物質保障時，女性的離婚自由才能真正實現，男尊女卑的離婚習俗也才能得到蕩滌。
摘自：王歌雅 著《中國近代的婚姻立法與婚俗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