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泰格爾服裝有限公司與煙臺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工商行政確認案
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5)魯01行終字第294號

裁判要旨

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若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應訴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應訴。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并不構成違反法定義務。

事實概要

2014年11月中旬至2015年3月中旬，巴才忠在原告煙臺泰格爾服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格爾公司）處從事燒鍋爐工作，且在2014年之前也曾在原告處燒過鍋爐，并僅有巴才忠一人在原告單位從事燒鍋爐工作；報酬為每天100元，未簽訂書面合同，僅口頭約定。
2015年2月4日4時50分左右，巴才忠上班途中行至204國道20km+200m處，推自行車橫過道路時，與一輛車牌號為魯F7Y893的輕型普通貨車相撞，被撞到對行車道后，又被一輛車牌號為魯F19860的重型半掛牽引車碾壓，當場死亡。第三人巴信鵬系巴才忠之子，向被告煙臺市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 被告煙臺市人社局于2015年7月7日，作出煙人社工傷案字( 2015)第030442號《工傷認定決定書》，該《工傷認定決定書》根據(jù)《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6項的規(guī)定，對巴才忠2015年2月4日受到的事故傷害，認定為工傷。原告泰格爾公司不服向被告省人社廳提出行政復議申請。2015年10月19日，被告省人社廳作出魯人社復決字( 2015) 36號《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煙人社工傷案字( 2015)第030442號工傷認定決定書。原告不服起訴至法院，一審法院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原告不服，認為兩被上訴人的負責人在一審訴訟中均未出庭應訴而違反法定義務，一審法院對此未予糾正，嚴重違反法定程序，遂上訴至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針對上訴人泰格爾公司主張兩被上訴人的負責人在一審訴訟中均未出庭應訴而違反法定義務，一審法院對此未予糾正，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主張，本院認為，根據(jù)《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3款規(guī)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的意見》要求，行政機關負責人不能出庭應訴的，應由本人就不能出庭應訴的原因作出書面說明。本案中，被上訴人煙臺市人社局、省人社廳的負責人因故不能出庭應訴并就不能出庭應訴的原因向法庭作了說明，對此，上訴人在一審庭審中并未提出異議，一審法院對行政機關負責人未能出庭應訴的審查并無不當，上訴人主張行政機關負責人未出庭應訴，一審審理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情況下，應委托相應的機關工作人員出庭，對相應的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法律并未嚴格限制，本案中，被上訴人煙臺市人社局委托其工作人員出庭并出具了委托手續(xù)，一審法院據(jù)此準許被上訴人煙臺市人社局委托的工作人員出庭并無不當。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判解

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是一種在司法實踐中自發(fā)形成、自下而上的行政訴訟機制革新。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政府依法行政的逐步推進以及行政機關負責人的責任意識、擔當精神的提高，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情況有大幅上升態(tài)勢。但實踐中，許多行政機關對行政首長的出庭應訴次數(shù)作了強制性規(guī)定，導致實踐中“出庭不出聲”、默默“坐庭”成為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
實際上，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有著不容忽視的客觀原因。一方面，行政機關負責人通常工作繁重，事務纏身，難以兼顧出庭應訴這一義務。隨著現(xiàn)代行政膨脹化和技術化的發(fā)展趨勢之日益增強，現(xiàn)代政府包括其職能部門，需要面對面廣量大且日益復雜的行政事務，尤其是那些涉訴較多的政府部門，行政事務更是煩擾冗雜。作為這些部門的行政首長往往為太多的會議與日常工作事務所累，一旦涉訴往往顯得分身無術。另一方面，行政訴訟的專業(yè)性較強，要求被告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有著較充足的知識儲備以及專業(yè)素養(yǎng)。而行政機關負責人通常不是法學出身，對于行政訴訟中可能涉及的諸如訴訟時效、舉證責任、法律解釋技術等專業(yè)領域往往一竅不通。此時，硬性要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實質(zhì)上是在浪費行政資源、降低司法效率，僅僅起到負責人個人政治作秀或裝點政府形象的作用，還不如讓負責人去完成其他重要工作。因此，要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不應僅僅淪為一種浮于表面、僵化變異的考核指標，而應當是一種相對靈活、鼓勵性的規(guī)定，能給行政機關留有一定余地。
從現(xiàn)行法上看，《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3款規(guī)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笨梢娫摲�條的第一個“應當”并非是一種強制性術語，而是倡導性提法。最高人民法院《適用解釋》第5條規(guī)定：“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3款規(guī)定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和副職負責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訴訟代理人�！边@亦能提供佐證，該法條提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言外之意是行政機關負責人同樣可以不出庭應訴。
本案中，被上訴人煙臺市人社局、省人社廳的負責人因故不能出庭應訴并根據(jù)《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的意見》的相關規(guī)定就不能出庭應訴的原因向法庭作了說明，對此，上訴人在一審庭審中并未提出異議，后又主張行政機關負責人未出庭應訴，一審審理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不構成違反。

相關法律規(guī)范

《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1款第1項、第31條
《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3款、第69條、第86條、第89條第1款第1項

摘自：《行政法判例選析（Ⅰ）》，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內(nèi)容簡介：通過對100個真實的行政法案例進行分析，探討了行政訴訟法上的可訴性問題、利害關系問題、被告資格問題以及相關的行政法原則問題等。可以說，這100個案例涉及了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從宏觀到微觀的多個細節(jié)。同時，本書篇章結構清晰、合理，每個案例都清楚地表明案件名稱、編號、來源，同時正文中也以清楚地分為“裁判要旨”、“事實概要”、“裁判理由”和“判解”以及“相關法律規(guī)范”五個部分，條理清晰，閱讀體驗佳，且方便專業(yè)讀者查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