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宇 ]——(2011-10-19) / 已閱4478次
淺分析國內外證據的形勢
北安市人民法院—劉宇
證據是訴訟活動的精髓,沒有證據案件事實無法認定,司法裁判難以作出,因此證據在訴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導致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審判方式改革以后,修訂和完善我國的證據立法已逐漸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但在立法模式上還存在不少分歧。確立我國的證據立法模式,除了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和依據我國的國情外,還應重點考慮證據立法的目標及其實現(xiàn)途徑。選擇什么樣的立法模式,這不僅是關系到證據法的內容和體例結構問題,也是影響證據法規(guī)范在實踐中能否充分發(fā)揮其功效的重大問題。
在法制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西方國家法治的發(fā)達程度顯然高于東方各國。研討證據法自然也應當了解主要法治發(fā)達國家的立法經驗,進而選擇可供我們借鑒且能在實踐中切實發(fā)揮作用的立法模式�？疾靸纱蠓ㄏ祰业淖C據立法,總體上是兩種立法模式。
�。ㄒ唬�、獨立的證據法典模式。
采用該立法模式的大多是英美法系各國,在證據立法方面,英美法系制定有獨立于其他部門法律的證據法典,但在具體的立法模式上又有一些差別。(1)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采用統(tǒng)一證據立法方式,法律適用效力及于所有訴訟。美國曾先后制定《模范證據法典》、加利福尼亞州《證據法典》、《統(tǒng)一證據規(guī)則》與《聯(lián)邦證據規(guī)則》等證據法,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也都有統(tǒng)一的證據法。這些證據法不僅具有刑事證據的內容,也包含有民事證據的內容,具有適用于所有訴訟的效力,構成三大訴訟法統(tǒng)一適用的證據法律體系。由于遵循先例的法律文化傳統(tǒng),除這些法典構成證據法重要表現(xiàn)形式外,還有依據對憲法和其他法律解釋而產生的大量判例法。(2)英國也是單獨立法,但并沒有制定統(tǒng)一的證據法典,而是實行民刑證據相分立的模式,如《1972年民事證據法》、《1995年民事證據法》適用于民事領域,而《1965年刑事證據法》、《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和《1999年青少年審判與刑事證據法》等則只適用于刑事領域。對抗制訴訟最初產生于18世紀的民事訴訟中,律師在民事審判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同時期的刑事審判并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對抗制的訴訟程序,到19世紀,一些證據規(guī)則,只在民事訴訟中得以建立。在刑事訴訟方面,由于1907年以前沒有設立專門的刑事上訴法院,刑事上訴機制沒有得到真正確立,法官未能將證據規(guī)則體系發(fā)展得如同民事訴訟那樣。直到20世紀中期后,由專門的刑事法律改革委員會對證據制度進行全面審查,產生的證據規(guī)則相繼被有關的證據法所吸收。現(xiàn)代英國盡管民事和刑事訴訟都實行對抗制訴訟,但是在審判程序中存在很大不同,制定法的改革采取不同路線,也加大了民刑證據法之間的差異,故英國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證據法,而是根據不同訴訟分別立法。
(二)融入其他法典中的證據立法模式。
在證據法方面大陸法系各國采用與英美法國家完全不同的模式,沒有制定獨立證據法典,而是將證據法規(guī)范分散規(guī)定在訴訟法典或實體法典之中,成為該法典內容的一部分。多數大陸法國家將證據法內容規(guī)定于訴訟法典中,但也有少數國家規(guī)定在實體法之中,如法國民法典中規(guī)定了部分民事證據法的內容。雖然大陸法各國將刑事證據的內容都規(guī)定在刑事訴訟法典中,但是在立法體例的選擇上又有所區(qū)別。比較兩大法系證據立法,可見英美國家采取獨立立法形式,既有各類訴訟證據合一的美國、加拿大等國的立法例,也有英國只適用于單一相關訴訟領域的立法例。而大陸法系國家沒有獨立的證據立法,證據法規(guī)范散見在訴訟法典中或者實體法典中。從證據法的形成特征看,英美法國家由普通法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所決定,在證據法的形成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法官,證據法的內容是法官長期司法實踐和遵循司法先例的結果,是對判例法的發(fā)展和完善。但是由于判例繁多,這又需要通過制定單獨的法律形式來加以總結歸納。由于庭審中法官受到不利影響的可能性較少,束縛法官對案件真實情況發(fā)現(xiàn)的證據規(guī)則自然也就只做較少規(guī)定,因此大陸法系國家對證據沒有進行專門立法,只是將證據法規(guī)范作為訴訟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反映在訴訟法中。我國現(xiàn)行證據法規(guī)范采取的是大陸法系立法體例,沒有單一的證據法,其內容分別規(guī)定在三大訴訟法中,成為訴訟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三大訴訟法盡管都有證據專章,規(guī)定卻過于原則、粗放。刑事訴訟法中的證據專章只有8條,加之其他章節(jié)中的相關條文,也不過20來條,其他訴訟法也大體如此,這與證據法在訴訟活動中應有地位極不相稱。由于證據法制的匱乏,造成司法機關在調查取證、認定事實,作出裁判結果等一系列證明活動中的自由裁量權限過大,無法約束證據取舍和判斷過程中的恣意、武斷行為,成為影響訴訟程序公平和訴訟結果公正的重大障礙。雖然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增加補充一些證據的條文,充實、發(fā)展了證據制度的內容,但是從總體上看證據制度遠落后于其他法律制度,極大地阻滯了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標的實現(xiàn)。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提出的證據立法模式可供選擇方案有四:其一:借鑒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立法模式,制定合一制的統(tǒng)一證據法。這種觀點認為,三大訴訟證據有其共同適用的原則、基礎,證據問題盡管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共性大于個性。其二,采用英國的立法模式,分別制定適用于不同訴訟性質的單獨證據法。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民事證據法與刑事訴訟法在法律屬性、具體功能、訴訟主體、證明標準、證明責任與證據規(guī)則的諸立法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如果制定統(tǒng)一的證據法不僅立法技術上的難度很大,而且在法律的適用上也會帶來種種不便。其三,借鑒大陸法系的證據立法,仍然維系我國現(xiàn)有的證據立法體系,在原來三大訴訟法的有關證據制度的基礎上加以細化、補充,即在訴訟法的框架內進行完善。其四,認為我國從長遠的目標看,應當制訂統(tǒng)一的證據法典,但是考慮到目前制定法典的條件尚未成熟,為解決司法實踐的證據適用上的現(xiàn)實需要,應當制定單行的證據法,待時機成熟后再制定統(tǒng)一的證據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