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芳 ]——(2011-12-22) / 已閱19963次
2．強化規(guī)則與程序的制度化價值與意義。在立法者的眼中，法律是命令，體現(xiàn)的是國家意志，是一種治理社會的工具。因此，嚴格依法就成為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律觀，也必然如是，否則，法律將變得更加抽象而無法適用。在司法者眼中，對法律規(guī)則本身的認知在于，法律是據(jù)以裁判當事人兩造的誰對誰錯，也就是誰有權利，誰有義務，以及據(jù)以作為最根本的底線，協(xié)調(diào)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在“權利、義務”語境中（這個語境是法律本身應有的語境），司法者就是根據(jù)法律規(guī)則本身所宣示的法律中含有的公平、正義標準，對當事人之間已經(jīng)偏離平衡的權利、義務進行再分配。實際上，此時經(jīng)過法院裁判者再分配的權利、義務關系已經(jīng)不再是最初的權利義務關系了，其中的原因恰好是法律規(guī)則本身的局限性導致。程序正義盡管有著某種程度的危險，但瑕不掩瑜，其所具有的可操作性為法律公平正義提供了最好的解釋，因此，在當代西方國家，法治的原則就演變成程序正義等等。
轉(zhuǎn)到另外一種語境，即“糾紛解決”語境。糾紛是什么，就是言語不合，要打架了。在文明社會，打架很多時候解決不了問題，于是就找到一個大家都公信的裁判者進行評判。法院作為裁判者的權威，來自于法律授權，由此不同于社會上的其他調(diào)解機構。在“權利、義務”語境中，法院就是對誰有合法權利進行明確，之后的事情其實就不是法院的事情了。但是，權利明確并不意味著糾紛就解決了，即使經(jīng)過一審、二審、再審，權利越來越明晰，糾紛卻仍然可能無法解決。因此，筆者提出一個新的觀點：“權利、義務、關系修復”。糾紛無法得到解決，但基于權利、義務明確前提下的雙方當事人之前受損的法律關系、社會關系、經(jīng)濟關系等都是可以修復的，當然修復的程度有所不同。關系修復可以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階段達成，也可以通過調(diào)解、陪審等制度設計獲得支持，但前提都是要在依照法律明確權利、義務的基礎上。于此，法律規(guī)則與法律程序就成為必須借助的媒介，法律中明確的權利、義務關系是關系恢復的支撐性法寶，而程序性規(guī)定則保證當事人獲得同等的對待。
3．司法公開與透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guī)定》，將審判公開落實到審判和執(zhí)行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進一步規(guī)范了裁判文書上網(wǎng)和庭審直播，[55]實際上，保持司法過程公開，增加裁判信息的可獲取程度，不僅可以讓媒體和公眾保持對司法的真實認識，也可以使審判過程得到監(jiān)督，從而制約司法腐敗。司法公開與透明也是司法民主的重要達成手段。司法公開是法治的基本原則與價值之一，也是法院司法改革“二五綱要”中落實比較到位的制度建設成果，2009年12月，最高法院印發(fā)了《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guī)定》，規(guī)定了從立案、庭審、執(zhí)行到聽證、文書、審務的全面公開。對于司法公開與透明，2009年法院白皮書《中國司法改革年度報告》總結(jié)得比較到位：“在大力強化司法公開的前提下，也應注意：第一，司法公開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實現(xiàn)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司法不應為公開而公開，公開的內(nèi)容和程度應考慮司法規(guī)律、民眾需求、當事人訴權及私隱保護、影響法院形象及公信的因素等。第二，不應對司法公開的功能期待過高。司法公開強調(diào)過程與結(jié)果的公開，但司法運作還存在一套非正式規(guī)則，若不解決這一問題，司法無論多么公開透明，也很難提升司法公信。第三，司法公開與司法公信互相促進，除強調(diào)各種司法公開的技術性規(guī)則外，特別要從當下司法公信和權威失落的根本原因入手解決問題。司法公開不僅是對民眾司法需求的滿足，也是培育民眾法治意識和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徑。第四，保障當事人和民眾對司法公開‘技術’的接近。第五，盡管改革措施較為先進，但仍不夠具體明確，實踐中還需進一步探索，而且關鍵在于貫徹落實�！�
綜上，10年回首，中國法院在探索中國特色法治的道路上雖然嚴守法條主義的傳統(tǒng)，但在法律適用中仍存在很多的問題。亞里士多德曾闡述了“法治”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制定良好的法律與法律得到一貫遵守，對中國法院而言，2011年全國人大開會時，吳邦國委員長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形成”，意味著法治第一個原則基本達成，第二個原則于是凸顯。法院如何利用法律自身的邏輯，結(jié)合對正義的價值判斷對法律進行依法適用，以適應中國的國情與司法環(huán)境，仍然有待不斷的探索。
注釋:
[1]參見季衛(wèi)東：《社會變遷與法制》，載李盾主編：《法律社會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頁。
[2]參見張耕：《對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法制的地位和作用的再認識》，《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
[3]同上注。
[4]參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5]參見《加強立法工作與提高立法質(zhì)量》，《法制日報》1997年12月2日第1版。
[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含7個部門三個層次》，中國網(wǎng)，2009年9月22日。對比數(shù)據(jù)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之前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與之后的數(shù)據(jù)有一定的出入，這或許是不同的口徑造成的，也可能是之前的統(tǒng)計并非十分規(guī)范，不過從絕對數(shù)量而言，進入21世紀，立法基本上擺脫了多、快的要求。
[7]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到2010年，在提高立法質(zhì)量的前提下，確保形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并不斷加以完善。參見相關會議報道。
[8]肖金明：《中國立法檢視與反省》，《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9]以下部分的司法是狹義司法概念，指法院的審判活動。
[10]蘇力、強世功：《法律與治理》，中國民商法律網(wǎng)，2010年5月15日訪問。
[11]對于“法治的司法時代”另一個佐證就是現(xiàn)在中國已進入“訴訟社會”，即我國每年約有1億人（次）牽涉進各類訴訟或準訴訟、類訴訟程序中。參見張文顯：《聯(lián)動司法：訴訟社會境況下的司法模式》，《法律適用》2011年第1期。
[12]如信春鷹、李林主編：《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法律出版社在2002～2003年間出版的“司法改革報告”系列叢書以及各法律學術刊物所刊發(fā)的文章等等。學術對于司法改革的熱衷，也從側(cè)面說明了“司法時代”的真正來臨。
[13]參見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4]參見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15]參見武樹臣：《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
[16]參見公丕詳：《法制現(xiàn)代化的理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7]參見朱景文主編：《法律和全球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8]參見強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學》，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5～14頁。
[19]也稱“社科法學”，其核心問題是試圖發(fā)現(xiàn)法律制度或具體規(guī)則與社會生活諸多因素的相互影響和制約。參見蘇力：《也許正在發(fā)生—轉(zhuǎn)型中國的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0]參見黃松有：《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從最高法院今天的一個批復談起》，《人民法院報》2001年8月13日。
[21]比較有代表性的參見王磊：《憲法實施的新探索—齊玉苓案的幾個憲法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王磊：《憲法的司法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廢止2007年底以前發(fā)布的司法解釋（第七批）的決定》，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23]參見《我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有關司法解釋度止》，四川新聞網(wǎng)，2008年12月31日發(fā)布。
[24]分別為最高法院法研字11298號和1986年給江蘇高院的《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如何引用法律規(guī)范性文件的批復》，而在2009年最高法院發(fā)布的《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guī)等規(guī)范性文件的規(guī)定》中，對此也沒有進一步的明確。
[25]相同觀點參見張新寶：《民事法官能夠直接引用憲法條文判案嗎？》，載張新寶：《法路心語》，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6]裁判文書來源于北大法意，2010年12月8日訪問。
[27]參見中國法院網(wǎng)，“典型案例”，2002年11月4日發(fā)布。
[28]同前注[25]，張新寶文。
[29][英]巴茲爾·馬克西尼斯：《比較法：法院與書院—近三十五年史》，蘇彥新、胡德勝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
[30]參見2009年8月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在江蘇高院調(diào)研時的講話《堅持能動司法切實服務大局》。
[31]上述數(shù)據(jù)參見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年度工作報告（2009年）》，人民法院網(wǎng)，2010年11月6日訪問。
[32]參見《關于正確審理企業(yè)破產(chǎn)案件，為維護市場經(jīng)濟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問題的意見》。
[33]參見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年度工作報告（2009年）》，載人民法院網(wǎng)，2010年11月6日訪問。
[34]參見郭光東：《防止能動司法變成盲動司法的遮羞布—一場小規(guī)模的司法理念大戰(zhàn)》，《南方周末》2010年5月5日。
[35]參見李富金：《贓款贓物移送的立法與司法完善》，“東方法眼”,2003年11月9日發(fā)布。
[36]參見王兆國：《關于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人民網(wǎng)，2010年11月15日發(fā)布。
[37]同上注。
[38]參見胡敏潔：《司法裁判中的地方立法適用研究》，2010年憲法學年會論文集。
[39]參見國務院2009年發(fā)布的《中國的民族政策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發(fā)展》白皮書。
[40]參見中國法院網(wǎng)，此類統(tǒng)計非常多。
[41]參見《法律適用》2010年第2～3期、第10期“特別策劃”欄目中朱蘇力、顧培東、夏錦文等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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