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旭東 ]——(2003-11-3) / 已閱9704次
民事訴訟法斷想
——兼談民事檢察制度
秦旭東
在初識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 ，加以之前對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學習，略略談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體的理解和感想，是為斷想。兼談民事檢察制度，則是有感于千百年來中國民權未彰，公權強霸，至今權利難制權力，權力之間缺乏制衡，而人們懷著深厚的“監(jiān)督”情結，在民事檢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檢還為此論戰(zhàn)不休。
民事，我的簡單理解就是民間之事，涉及平等主體間的法律關系，而不牽扯公共政治。自羅馬法始把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為私法，以私法自治為要旨，人們得以享有廣泛的自主權利，可以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奮斗。耶林號召人們“為權利而斗爭”，主要就是指這個權利。劉凱湘老師在講授民法時特別強調民法的這一精神品格在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特殊意義。雖然私權至上原則在西方已經(jīng)有所緩和，但在一片專制主義幽靈不散的土地上，權利仍然有待張揚而非限制。
訴訟，這兩個字給我的第一影響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劍或者盾牌——的形象。訴訟的本質特征在于：有平等對抗的雙方當事人，有獨立、中立的第三方作為裁判，裁判在聽取雙方的辯解的基礎上作出裁決。訴訟作為一種社會爭端的最后解決手段，作為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固然是因為有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訴訟具有一種天然的內在屬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私法主體之間的利益追求和調整原則上應由相關當事人自行解決。民事糾紛是平等主體間的有關財產(chǎn)和人身關系的糾紛，國家對其不宜直接干預，因此，法律賦予人們以訴權和自由處分權。民事訴訟法只有充分保障人們的訴權和自由處分權，才能體現(xiàn)以權利為本位的宗旨。在這個意義上說，可能當事人主義的、對抗式的訴訟才算得上真正的訴訟。陳瑞華老師說過，在某種意義上講，訴權才是最重要的人權。在發(fā)生糾紛的時候，在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獲得一個hearing（聽審）的機會，獲得一個公平裁判的機會，可能比其它救濟更重要。雖然這是從刑事訴訟上講的，但是在民事訴訟中，公權力嚴守中立，維護公平，保障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維持他們之間的平等對抗，就更顯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這個詞，而不是“審判”。這兩個詞的差異背后實際上含義深遠。裁判一詞表明了一種超脫的態(tài)度，而審判則蘊含著職權主義的沖動。權力天性有一種擴張的欲望，卻不說刑事訴訟中法官、檢察官以“打擊犯罪、為民除害”為己任，按耐不住超職權的沖動，視嫌疑人、被告人為“萬惡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訴訟中，面對平等主體之間的“私事”，法官們總是主動出擊，他們調查取證，控制和主宰法庭調查和辯論，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往往被漠視。當然，這幾年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風起云涌，各種改革模式不斷花樣翻新，試圖開創(chuàng)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然而進步相對于現(xiàn)狀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被觸動，如司法權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獨立，黨委、政府等權勢機構可以隨便插手，施予影響等。而在審判監(jiān)督上,監(jiān)督主體眾多、多管齊下的機制似乎并沒有發(fā)揮很好的作用，反而問題多多。人大的個案監(jiān)督，媒體的過度參與影響了審判獨立；再審的啟動途徑過多且次數(shù)不受限制，造成終審不終；強調以事實為根據(jù)，苛求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一致，強調有錯必糾，而有錯必糾又缺乏客觀標準，忽視了裁判的穩(wěn)定性和終局性；等等。
檢察院是我國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在我們這樣一個不重視制衡而強調監(jiān)督的國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國的檢察制度既有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又深受蘇聯(lián)的影響，曾一度規(guī)定了極其厲害的一般監(jiān)督�！疤K維埃之眼”在蘇聯(lián)是警察國家最得力的專制工具之一，看過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就會不禁然想起那張恐怖的大幕。我國古代的監(jiān)察制度的眼光雖然主要集中在官員身上，但卻只是為了君主的專制統(tǒng)治服務。因此我們不得不對我國現(xiàn)在的檢察制度進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現(xiàn)代國家的要求。
關于民事檢察制度，民事訴訟法只是原則性的規(guī)定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jiān)督，對監(jiān)督的范圍、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檢察院一方認為他們不但可以對法官的違法違紀和其他不正當行為進行監(jiān)督，對合乎民訴法第185條規(guī)定的情況提起民事抗訴，還應當有權提起或參與民事訴訟，并引用國外的“民事檢察制度”來進行論證。而法院一方認為檢察院的抗訴必然引起再審，可能影響其獨立審判，檢察院直接提起或參與民事訴訟更不足取。兩院在民事檢察制度上常常各執(zhí)一詞，爭論不休，尤其是檢察院方面為自己尷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憤怒。一方面它是專職的監(jiān)督機關，另一方面它的被監(jiān)督者又往往不買他的帳。但我們是否應當嘗試著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觸角伸得太長了。
有學者提出，審判權的獨立行使應排斥外在的監(jiān)督和干預，監(jiān)督對象應聚焦于法官的違法違紀和其他不正當行為，對錯誤裁判的糾正應歸于上訴和申請再審等救濟程序。法律監(jiān)督不能涵蓋民事訴權，檢察機關不是民事主體，不能直接提起或參與訴訟，而法院內部由法院院長或上級法院直接啟動再審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審判的自身要求�？扇〉氖墙⒁援斒氯松显V或申請再審為主、檢察機關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訴為輔的制度，建立司法懲戒制度，堅持事后監(jiān)督和依法監(jiān)督的原則，任何國家機關的監(jiān)督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瀆職行為”，而不得對其合法裁量權范圍內的事指手劃腳。
法院和檢察院的觀點難免受自身部門利益的影響，而后者的建議則客觀、合理，較為可取。因為我國法院本來就不獨立，檢察院則更像行政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它握有法律監(jiān)督權這把尚方寶劍，以強權者的身份提起或參加民事訴訟，不管自己作為訴訟一方還是為某一方“撐腰”，都會令對手戰(zhàn)戰(zhàn)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從而背離了平等對抗的精神�，F(xiàn)實中有的檢察官甚至動用其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力進行“調查取證”，不得不讓人們警覺。國外的檢察院直接提起或參加民事訴訟，根本不同于我國。因為他們不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只是作為國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體的身份進行訴訟活動，只是一方當事人。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官甚至在刑事訴訟中也不過是一方當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師，他們沒有居高臨下進行監(jiān)督的權力。在我國，對于民事訴訟中涉及重大的國家和公共利益時，可以由相關國家機關以民事主體的身份提起或參加訴訟，至于應當起訴而無人起訴或者當事人不敢起訴的，檢察機關不應越俎代庖，而應當立足于社會支持起訴原則。當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獨立，提高法官素質，健全法院內部制約機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維護公平游戲的規(guī)則，才符合民事訴訟法精神的要求。
所謂監(jiān)督，本身就是一個自上而下不對等的關系，如果沒有有效的制約，監(jiān)督者不一定比被監(jiān)督者優(yōu)越。當我們賦予監(jiān)督者大無邊的權力時，誰來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這是監(jiān)督情結永遠解不開困惑。既如此，是否應該換一種思維，將重點放在權力制約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