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亞新 ]——(2012-9-26) / 已閱19671次
◇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亞新
新民事訴訟法在第五十六條增加了第三款，規(guī)定未能參加訴訟的有獨立請求權和無獨立請求權的兩種第三人均有可能事后提起請求改變或撤銷生效判決、裁定或調解書的訴訟。一般的理解是該項條款引入了一個可簡稱為“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訴訟新種類。關于設置這一訴訟種類的目的，大體可區(qū)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給以因故未能參加訴訟而沒有獲得程序保障、卻可能受到判決既判力擴張效果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濟途徑；另一個方面，則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他人通過利用訴訟審判騙取法院生效法律文書等方式的不當侵害。從比較法上看，第三人撤銷之訴可見于法國和我國臺灣的民事訴訟立法，且這些域外的程序設置之目的多側重于上述第一個方面。但我國本次民事訴訟法修改新增加此項制度,很大程度上卻是緣于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虛假訴訟頻頻發(fā)生、亟待予以遏制這種具有我國轉型期社會特點的現(xiàn)實需求。因此，如何更有利于受到不當侵害的第三人得到救濟，尤其是怎樣有效地遏制非法利用訴訟、保全或調解協(xié)議的司法確認等程序實施這種侵害的行為，應當成為解釋適用第五十六條第三款時考慮的首要問題。同時，對于未能通過參加訴訟獲得程序保障的第三人，在判決或訴訟調解的效力可能影響其權利時提供一種救濟渠道或手段，亦為適用這個條款需要兼顧的一個側面。同時，考慮到生效法律文書一般不宜輕易更動的嚴肅性與法律穩(wěn)定性，對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提起予以較嚴格的掌握，防止隨意攻擊生效法律文書，亦應成為解釋適用本條款的重大注意事項之一。從學理上講，新民訴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guī)定的第三人撤銷之訴，指的是能夠成為本訴適格當事人的第三人以已發(fā)生之訴訟的原、被告雙方為共同被告，旨在全部或部分地改變原來的判決、裁定或調解書所確定的法律狀態(tài)或權利義務關系而提起的訴訟，其性質屬于形成之訴。
基于對該制度目的和性質的上述理解，在解釋適用時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在于什么樣的“第三人”能夠成為可以提起這種訴訟的適格當事人。從第五十六條的結構來看，前二款分別規(guī)定了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提起訴訟和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兩種程序，而第三款則把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當事人限定在“前兩款規(guī)定的第三人”。因此，當事人適格的問題需要限于此范圍內并加以進一步的考察。首先，從我國語境內設置該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遏制虛假訴訟這一理解來看，可以說有獨立請求權卻因故未能參加原訴的第三人，往往最容易成為有資格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當事人。因為，現(xiàn)實中某些人出于侵害他人權益的動機而串通制造的虛假訴訟，往往都表現(xiàn)為對利益攸關者的刻意隱瞞，以便在其無法“在場”的情況下達到騙取生效判決、裁定或調解書的目的。例如，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瞞著配偶通過虛假訴訟等先轉移財產(chǎn)，蓄意制造離婚時無財產(chǎn)可分割的狀態(tài)，或與他人進行交易或發(fā)生經(jīng)濟糾紛時“私底下”以通謀濫用訴訟程序等手段處分即將承擔責任的財產(chǎn)等行為，無一不包括“直接涉及侵害他人利益”和“隱瞞”這兩個因素。于是，受到這種侵害的當事人事后也就最有可能成為對于原訴之訴訟標的擁有獨立的請求權（無論是全部的還是部分的）、且當時未能參加訴訟當然不可歸責于自身的第三人了。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事后提起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guī)定的訴訟時，還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第三人與原訴當事人之間圍繞系爭財產(chǎn)或法律關系并無實質性爭議的情況，即第三人對于該項財產(chǎn)或法律關系擁有易于證實或無可爭辯的權利。第三人撤銷之訴在確認這一點之后，只需對原判決、裁定或調解書應否予以撤銷或改變進行審理即可。而另一種情況則是，第三人對于原訴的訴訟標的是否擁有全部或部分的獨立請求權是存在爭議的，這個問題本身必須作為審理的先決事項。對這種爭議或問題有可能需要在立案和本案審理兩個階段都進行審查。在立案階段作為當事人適格問題，這是決定是否受理的起訴條件之一。就后一階段而言，第三人是否擁有獨立請求權與原生效法律文書是否撤銷或改變一起，共同構成本案的審理對象或訴訟標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立案階段發(fā)現(xiàn)第三人圍繞是否擁有獨立請求權與原訴當事人一方存在激烈的對立且處理這種爭議的難度很大，則第三人可能有必要針對原訴的該方當事人另行提起旨在解決彼此之間爭議的訴訟，而不應直接利用第三人撤銷之訴。等到這一爭議解決之后，其可以依據(jù)獲得的判決等，再來請求撤銷原來的法律文書。
與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相較，對于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在能否作為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適格當事人這方面可能需要予以更多限制。因為這種第三人與原訴之間只存在“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這種較為間接的關聯(lián)。根據(jù)這種關聯(lián)的性質又可把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分為“權利型”和“義務型”這兩個類型：前者如追索工程款的案件中無資質也非簽訂工程承包合同一方卻因轉包而實際墊資施工的工程隊等；后者如瑕疵商品的提供者或有爭議財產(chǎn)的轉讓方等可能因原訴一方當事人的敗訴而被追究相應責任或義務的第三人。從理論上講，只有前一類型的第三人可能因原訴當事人串通騙取生效法律文書而自身利益遭受侵害，也不排除只是因為非歸責于其自身的事由而未能參加原審，沒有獲得進行舉證、質證和辯論的程序保障，而判決的結果又影響到其利益。但一方面這種類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在司法實踐中本來就比較少見，而且即便原審裁判結果對其利益有不利影響，往往也有可能通過另案起訴的方式來獲得救濟。關于“義務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可以說只有原訴裁判結果可能影響到其利益這種情形，且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只要其沒有參加訴訟，法院都不會直接對其權利義務作出裁判。因此，對于這種第三人針對生效判決、裁定或調解書提起的撤銷或變更之訴，只要通過另行起訴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應輕易予以受理。此外，作為前述兩種類型的“綜合”形態(tài)，司法實踐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權利——義務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之存在，如房屋等財產(chǎn)轉賣、轉租的受讓人等即為其例。基于上文提出的理由，對于這個類型的第三人根據(jù)第五十六條第三款提起訴訟，亦應采取嚴格審查和控制的態(tài)度。
限于篇幅，最后簡單涉及一下第三人撤銷之訴和案外人申請再審及執(zhí)行程序中的案外人異議之訴這兩種功能類似的制度之間的關系問題。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就審判監(jiān)督程序的適用而發(fā)布的司法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對原判決等法律文書確定的執(zhí)行標的物主張權利的案外人，以“無法提起新的訴訟解決爭議”為條件，在一定期限內可向法院申請再審。這種案外人再審申請的目的及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人撤銷之訴重合�，F(xiàn)在的問題是，只要案外人能夠作為新民訴法第五十六條的適格當事人，是否就不符合“無法提起新的訴訟”這一條件而只能選擇第三人撤銷之訴呢？抑或這種當事人可以在申請再審和起訴之間自由選擇呢（包括一種救濟途徑如果沒有走通，是否可以再訴諸于另外一種救濟途徑）？這里還牽涉到最高院今后根據(jù)新民訴法整合此前的司法解釋出臺新的司法解釋時是否保留案外人再審申請的問題。鑒于這項制度與第三人撤銷之訴適用的對象領域仍有不相重合的部分，筆者傾向于今后仍保留案外人申請再審。例如，第五十六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并不能適用于這樣的情形：目的在于轉移財產(chǎn)而串通制造的虛假訴訟在先，然后原訴的當事人一方再與第三人進行交易等，造成事后對其利益的侵害。顯然，此類情況下的第三人并不在第五十六條可以覆蓋的對象范圍之內，因而只能通過案外人再審申請來尋求救濟。再如，在眾多繼承人圍繞遺產(chǎn)而發(fā)生的糾紛中具有與原被告都不同的權利主張而應列為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繼承人，無論緣于何種事由未能參加訴訟，原訴的判決等法律文書都屬程序錯誤而應通過再審程序予以糾正，因此其只能作為案外人申請再審。不過，即使保留這項制度，也應當對案外人或第三人的選擇或其程度、方法、順序等進行限制。原則上只能或者作為案外人申請再審、或者作為第三人提起撤銷原生效法律文書的訴訟，不應允許“一條路不行再走另一條”那樣的選擇。
相比之下，第三人撤銷之訴與案外人異議之訴在制度目的上就有較大區(qū)別。一般而言，民訴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guī)定的案外人異議之訴，其主要目的應理解為旨在處理解決同原生效法律文書無關、僅僅是圍繞被執(zhí)行的具體財產(chǎn)權利歸屬而發(fā)生的爭議。此類情況完全不會涉及第三人撤銷之訴。不過，根據(jù)第二百二十七條前段，案外人提出異議后，如果發(fā)現(xiàn)原生效法律文書本身有誤，嚴格依照條文表述的話，下一步都應按案外人申請再審的程序進行處理。這種情況下案外人要是能夠作為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guī)定的適格當事人，是否也可給其以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選擇余地呢？于是，這里又回到了上一節(jié)提出的問題。凡此種種，今后在制訂相關司法解釋時都應予以通盤的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