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卓斌 ]——(2012-12-14) / 已閱5251次
裁判要旨
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審理中，權利人僅提供侵權初步證據(jù)而被告完全否認實施侵權行為的，應審查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可能性，證據(jù)沒有達到很高蓋然性標準的，不應直接認定被告構成侵權。
【案情】
原告華蓋創(chuàng)意（北京）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華蓋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署名為被告上海碩特無紡布有限公司（簡稱碩特公司）、被告上海益康無紡布有限公司（簡稱益康公司）的產品宣傳冊，稱該宣傳冊由原告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員于2009年5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光大會展中心舉辦的第六屆中國國際輪胎資源循環(huán)利用展上獲得。該宣傳冊封面標注有“上海碩特無紡布有限公司、上海益康無紡布有限公司”的名稱、網址；該宣傳冊封二為碩特公司簡介，還有內容為2003年度金山區(qū)企業(yè)五十強、文明單位、上海市名牌產品、中國產業(yè)用紡織品行業(yè)協(xié)會會員單位的銘牌、證書等圖片，以及含有兩被告名稱的認證證書圖片；宣傳冊第2頁、第4頁分別使用了握手圖片和下棋圖片，經比對，圖片內容與華蓋公司享有著作權的編號分別為DV168087A、71085591的2張圖片一致；宣傳冊封底標注有兩被告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郵編、地址、網址等信息。
2012年2月29日，華蓋公司向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起訴，稱兩被告未經授權，在其宣傳冊中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權的2張圖片作品用于商業(yè)活動，請求法院判令被告碩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賠償原告侵權賠償金2萬元；承擔原告為制止侵權行為支出的律師費5000元、公證費125元、查檔費40元。
被告碩特公司、益康公司辯稱，被告沒有印制或使用涉案的產品宣傳冊。
【裁判】
上海市徐匯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宣傳冊是真實存在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認定真實的印制者、散發(fā)者。涉案宣傳冊的印制者、散發(fā)者只有三種可能性：原告、被告或案外的第三人。鑒于涉案宣傳冊中含有內容為2003年度金山區(qū)企業(yè)五十強、文明單位、上海市名牌產品、中國產業(yè)用紡織品行業(yè)協(xié)會會員單位的銘牌、證書等圖片，以及含有兩被告名稱的認證證書圖片、車間生產場景圖片，如果上述銘牌、證書、車間為被告所有，這些圖片外人是難以獲取的，被告有義務對此作出說明。本案被告拒絕作出任何說明，法院有理由推定兩被告印制、使用了涉案宣傳冊。2012年6月15日，法院判令被告碩特公司、益康公司立即停止侵權，并共同賠償原告華蓋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計6000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未上訴，一審判決生效。
【評析】
本案的關鍵在于，原告僅有的用以證明被告侵權的證據(jù)為涉案彩印產品宣傳冊，而被告完全否認印制過該宣傳冊，且否認參加過原告所稱的宣傳冊來源——第六屆中國國際輪胎資源循環(huán)利用展，在此情況下，如何認定被告是否實施了原告訴稱的侵權行為。
1.證明標準問題
本案中，原告據(jù)以證明被告實施侵害行為的證據(jù)為署名為兩被告的企業(yè)宣傳冊，但其獲取過程未經公證機關公證，證明力并不強。被告則完全否認印制過涉案宣傳冊，且否認參加過前述展覽會。原告僅有的證據(jù)就是彩印的宣傳冊，但宣傳冊完全可能由原告印制或由案外人印制。
在民事訴訟的事實認定中，證明標準有關鍵作用。證明標準，是對證明責任主體運用證據(jù)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達到何種程度，使裁判者形成內心確信，從而確認待證事實真?zhèn)蔚某潭刃砸�。證明標準較高，則證明責任主體的證明責任就較重。民事案件采用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在實務中往往將其再細分為極高、很高和較高蓋然性，實質是對當事人一方的證據(jù)相對于另一方反證的優(yōu)勢程度的要求。本案中，如果采取較高蓋然性標準，在原告已經提供彩印宣傳冊而被告僅消極否認卻不予舉證的情況下，原告的證據(jù)已經具有了相對優(yōu)勢；如果采取很高蓋然性標準，則還必須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涉案宣傳冊的可能性；如果采取極高蓋然性標準，則要求原告證據(jù)具有絕對優(yōu)勢。對于侵權案件，一般采較高蓋然性標準，但本案宣傳冊內容雖與被告企業(yè)情況較為吻合，部分信息在被告網站上亦可獲取，他人印制并無很大障礙，采較高蓋然性標準難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的可能性，可能導致事實認定錯誤，因此本案采很高蓋然性標準。
2.證明責任問題
證明責任問題與證明標準問題緊密相關。本案中，原告主張積極事實，則應承擔舉證責任，原告確實也提供了宣傳冊，侵權初步證據(jù)已經具備；而被告主張消極事實，認為其沒有參加過展覽，也沒有印制過宣傳冊，對消極事實無從舉證，僅憑原告提供的宣傳冊無法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傳冊的可能性。法院通過仔細查看宣傳冊內容，發(fā)現(xiàn)其中含有內容為2003年度金山區(qū)企業(yè)五十強、文明單位、上海市名牌產品、中國產業(yè)用紡織品行業(yè)協(xié)會會員單位的銘牌、證書等圖片，以及含有兩被告名稱的認證證書圖片、車間生產場景圖片，如果上述銘牌、證書、車間為被告所有，則這些圖片外人是難以獲取的。在這一階段，法院認為舉證責任發(fā)生了轉移，前述圖片與被告存在明顯的關聯(lián)性，從舉證能力上看，被告直接控制上述物品或空間，更加接近證據(jù)，而原告或案外人接觸并拍攝清晰照片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此時仍由原告對此承擔舉證責任，則不符合公平原則和客觀實際。因此，對上述證據(jù)內容，被告應當作出說明或反證。如果被告能夠證明上述銘牌、證書、認證證書、車間等并不屬于被告所有，則難以排除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傳冊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被告不能證明上述銘牌、證書、認證證書、車間等并不屬于被告所有，則原告或案外人印制宣傳冊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憑原告提供的宣傳冊可以推定被告印制了涉案宣傳冊。本案中，經釋明后被告仍拒絕對此作出說明，法院據(jù)此推定被告印制和散發(fā)了涉案的宣傳冊。
綜上，法院采用了很高蓋然性標準，結合涉案宣傳冊中的圖片內容，將舉證責任適時轉移給被告，在被告拒絕舉證的情況下，認定原告證據(jù)相對于被告反證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優(yōu)勢，裁判者已經可以形成原告主張事實真實的內心確信，并據(jù)此判決原告勝訴。
（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