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詩權 ]——(2000-11-5) / 已閱56882次
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探討
中國法學 發(fā)表時間：199804
作者：曹詩權/朱廣新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xiàn)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于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tǒng)一合同法的立法，關于如何規(guī)定合同法定解除屬于重要疑難之一。由于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guī)定上前后變動較大。（注：參見梁慧星：《關于中國統(tǒng)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guī)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xiàn)行立法及統(tǒng)一合同法現(xiàn)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jù)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于奴隸制簡單商品經(jīng)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于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注：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臺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guī)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并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jù)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guī)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于合同解除的一般規(guī)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guī)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jù)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jù)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guī)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jù)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于，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注：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guī)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jù)在于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并非基于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于合同應當達到的經(jīng)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F(xiàn)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注：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xiàn)代判例關于合同解除的規(guī)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guī)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xiàn)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xiàn)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于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xiàn)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xiàn)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jù)上。另外，對于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注：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xiàn)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于維護穩(wěn)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xiàn)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于司法的滯后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于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注：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guī)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舍、選擇的印象�！保ㄗⅲ海廴眨菰绱ㄎ浞虻戎骸锻鈬ā�，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chǎn)生時，法國正處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tǒng)一法制、創(chuàng)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注：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yè)仍占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征的大工、商企業(yè)尚不發(fā)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jīng)濟的規(guī)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xiàn)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并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并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jīng)濟突飛猛進的發(fā)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F(xiàn)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guī)不如說采于新說�，F(xiàn)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注：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時，仍要考慮繼續(xù)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chǎn)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于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于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jīng)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jīng)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于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jīng)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于合同解除的規(guī)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于合同解除制度并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于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guī)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注：［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于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注：［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第三，對于不完全履行，由于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于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后果。最后，在德國，對于履行遲延的規(guī)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保ㄗⅲ海鄣拢萘_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guī)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于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于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注：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于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其次，僅規(guī)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guī)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后，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于世，怎么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guī)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xiàn)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于羅馬法的研究，對于本國固有法律傳統(tǒng)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tǒng)而被否定之后，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xié)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chǎn)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于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zhàn)。（注：［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采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后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采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tǒng)研究的。
3.英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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