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胤應 ]——(2005-4-13) / 已閱11528次
知識背景·讀書·法學教育
——讀梁治平等《我的大學》（注1）
賀胤應
梁治平等人寫作的《我的大學》，我早就垂涎已久。無奈囊中羞澀，一直停留在在書店里翻閱的狀態(tài)。然而，幸運之神還是眷顧了我，終于在中法圖西安分公司開張之際以優(yōu)惠價購了進來。記得書是星期五早晨買的，至第二天下午時，已經全部讀完了。真切地體會了一次什么叫“一口氣讀完”，這種經歷于我極為罕見。讀完這本書，讓我這個在大學里發(fā)表了幾篇論文的有點沾沾自喜的人，感到萬分汗顏；同時，也頗有幾分遺憾及與此書相見恨晚的感覺。如果這本書能早點出版，且我能早點讀到，或許我的大學會是另一番模樣。現在，讀到了，有點遲，但還能彌補一下。畢竟大學還有多半年，這多半年，應該不會再“浪費”了。
《我的大學》是西南政法大學（50周年校慶）學子學術文庫中多部作品的“自序”的結集，是關于大學、關于西南政法學院的“集體記憶”。換句話說，是西南政法大學畢業(yè)生中成功者的人生和學術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基本都從大學入校后寫起，寫大學的生活和學習，寫怎樣與學術有心或無心的接觸，寫怎樣在學術上取得碩果累累，等等，直至現在。閱讀這些情真意切的回憶性文章，一方面，能使我們這一代人更清晰地體察上一代人求學和成長的艱難和坎坷，感受一位學者甚或“大師”級人物在思想和知識求索道路上艱辛與快樂。另一方面（也是頗有意義和重要的一方面），通過品味、反思甚或聯(lián)想，思考中國的法學教育、法學學習及其它可能思考也應當思考的問題，這也是本篇書評要探討的問題。
記得剛剛接觸法學，就有教法理學的老師告訴我們，要學好法學，必須得有很好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背景；后來，一位有點激進思想的老師甚至還說“從法學到法學是一條‘死路’”。這些中肯的經驗之談，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大都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即使不“出”，也留在腦海里發(fā)霉了。我似乎也患有這種毛病。梳理完這些學者甚或“大師”級人物人生和學術發(fā)展的軌跡后，我確信我犯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甚至可能使自己人生理想破滅的錯誤：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習太不重視了；大學三年，讀的哲學社會科學論著太少了。這些學者甚或“大師”級人物雖然都術有所攻學有專長，但同時都具有一定甚或扎實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背景，這種知識背景或為哲學、或為文學、或為歷史、或為經濟學等。例如，田平安讀中學時的夢想是當一個作家或做一個能言善辯的哲學家，高考填志愿時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文專業(yè)和哲學專業(yè)（第36頁，本文所注頁碼，無特別說明者，均出自《我的大學》）；江山在哲學方面有很高的天賦，上大學前就已經寫了一部二十余萬字的哲學論著（第52頁）；李浩因“中文基礎還不錯”，本科讀的就是漢語文言文學專業(yè)（第84—85頁）；卓澤淵也稱他中文學習的相當不錯（第201頁）；趙萬一本科階段學習的是經濟學，具有較為扎實的經濟學專業(yè)基礎（第226頁）；程燎原也自小酷愛歷史，高考第一、二志愿分別填報了武漢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不料卻被西南政法學院錄�。ǖ�287頁），等等。另外，基于興趣的原因，書中的許多作者當初在選擇法學時顯現出或多或少的不情愿性或意外性，但入了“法門”，既來之，則安之，這種因為興趣而形成的知識背景則為他們在法學領域“建功立業(yè)”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聯(lián)系到這些學者目前在中國法學界所取得的杰出成績，我們似乎可以說，法律學者要想在法學研究方面有創(chuàng)造性的突破，就必須得具備一定甚或扎實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背景。
通過進一步考察，我發(fā)現，這些學者甚或“大師”級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實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背景，除了興趣這一至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條路：讀書，勤奮的讀書。書中的許多作者都是這樣過來的。顧培東說：“作為彼時西政研究生的一員，三年期間，我不敢有絲毫的疏懶與懈怠，讀書和寫作構成當時生活的全部內容”（第262頁）；從小就喜歡讀書且有點讀書“狂”的舒揚更是認為：“一個喜好閱讀的人，如果不去上學，肯定是一種巨大的損失”，他把讀書和讀書的過程視為自己生命的年輪（第274—286頁）；張衛(wèi)平也談到許多同學“學習的勁頭是如此之大，瘋狂閱讀各種書籍”（第139頁）；李少平當時“找來一切可讀的書來看”，認為“一本好書，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第94頁）；其他人，如舒揚提到的讀書最用功的葉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頁），讀書讀的沒有星期天甚至達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貴（第296頁）等都讓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我們知曉，政法學院都屬于災后重建，可讀的法律書籍少的可憐，可以推測，他們當時讀的書在類型上來說主要是哲學社會科學書籍。
前輩們讀書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學院學生卻由于種種原因很少讀書了。筆者今年五月有幸參與了所在年級的一次學生綜合狀況問卷調查的策劃、統(tǒng)計和分析工作。發(fā)現大學三年來，全年級近600名學生中竟然有23%的學生沒有讀過一本法學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學生讀了1—3本法學著作；15%的學生讀了3—6本法學著作；6%的學生讀了6—9本法學著作；4%的學生讀了9本以上的法學著作（注2）。 作為法律專業(yè)的學生閱讀自己本專業(yè)書籍的情況都如此糟糕，對于其它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書籍的閱讀就更不敢想了。
法學院學生讀書少甚或不讀書，有兩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從來不喜歡讀書；二是沒有時間或顧不上讀書。關于前一種原因，我認為發(fā)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個能考入大學的學生，足以證明其智力不低，對學習有一定興趣，不會不喜歡讀書。其次，自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以來，法律專業(yè)日益火暴，報考的學生逐年增多，法律專業(yè)的錄取分數線也水漲船高，如筆者所就讀的學校，雖屬二本，但招來的學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數線。因此，就高考這一標尺來衡量的話，法學院學生的素質明顯高于其它同類專業(yè)（如中文、歷史等），從這一點言，法學院學生甚至比較喜歡讀書。關鍵是后一種原因。法學院學生沒有時間或顧不上讀書，他們的時間都“消費”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對當下中國大學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看到這樣的現象。許多學生剛踏入校門，就被各種各樣的過級過關考試吸引了過去，形成：大一開始考計算機，大二開始考英語四六級，大三大四開始復習考研考公務員及參加各類職業(yè)資格考試（注3）。 同時，以期末考試成績作為唯一標準的且具有實質意義（獎學金）的評價體系，也使許多同學在很大程度上繼續(xù)沿用高中階段的老一套學習進路，抱守殘缺，僅局限于上課、讀教材、考試突擊復習、爭取分數，視野得不到擴展。大學標榜的是一種素質教育，實則仍然是一種變化了形式的應試教育。這一點，全國的大學和法學院基本是一樣的。在應試教育的體制下，學生疲于應付各種考試，讀書自然沒有時間。前面關于讀書的調查情況在許多大學都存在，有的甚至比這更嚴重！
法學院學生讀書少甚或不讀書，產生的直接后果有二。
首先，法科學生人文素質的下降。人文素質怎樣獲得，除了學校設置的課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讀書，尤其是讀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現在，法科學生很少或根本不讀這方面的書籍，知識面自然狹窄，人文素質必然不高，進而，會影響到法律人的整體素質，這對我們建設法治十分不利。眾所周知，在西方諸法治國家，法律人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十分高的收入、社會地位及威望，是名副其實的社會精英。近年來，許多學者也大力呼吁應提高中國法律人的收入、社會地位及威望，這種要求是正當而且必要的，也是我們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的一環(huán)。但問題是，我們的法律人們是否具有那樣的“素質”去獲得較高的收入、社會地位及威望。在一個公平透明的社會里，一個人的能力與他所工作的地區(qū)的發(fā)達程度及他在這個地區(qū)中的社會地位一般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法學研究生素質的下降。近年來，研究生素質下降，學歷貶值，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法學研究生也不能例外。法學研究生素質下降的根由在于本科生素質的下降，兩者是前后相關的聯(lián)系。由于本科階段學習的教條和知識面的狹窄，使得許多在本科階段學習較好的學生考上研究生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呈現出一種類似經濟學上所說的“后發(fā)劣勢”（注4）， 即以前那種學習路徑不再起作用，迫不得已而更加著迷于他專業(yè)里的那一畝三分地。于是，學問不是越做越深，而是越做越僵化，越沒有潛力。進而，為完成所謂的科研任務，掏錢發(fā)表論文成為時尚（注5）。
鑒于此，我認為，并呼吁。
第一，改革現有的法學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大學四年，應該拿出一年半的時間來開設一些少意識形態(tài)性而多科學性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如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通過一年半的時間，培養(yǎng)起法科學生基本的哲學社會科學常識，法學專業(yè)課則開設在余下的兩年多時間里。
第二，要充分重視就業(yè)難對大學生學習的影響，減少以至根除學生中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形成一種讀書，靜心讀書，讀自己喜歡書的氛圍，讓大學生在讀書中獲得樂趣。
歷來，能對讀書及教育問題談四說三者，非資深之輩莫屬。而我，又何德何能，明知故犯，豈不冒天下之不韙。所以想說，理由有二。一是作為一名正在接受法學教育的的學生，我對法學教育之現狀有切膚之察，我更理解作為一名法科學生最需要什么。二是應該感謝《我的大學》，通過閱讀及產生共鳴，使我終于鼓起勇氣將心中積蓄已久的東西寫出來。但就這本書而言，仍然有兩點遺憾。一是作為回憶錄，尤其是非專業(yè)作家撰寫的回憶錄，容易犯一個錯誤，即對回憶中的人和事往往流于過度的夸張和贊揚，使原來真切的事實變了味。在閱讀一些文章的過程中，我不時會感覺到，似乎當時每個人都是“拼命三郎”，都很用功。多次翻閱之后才在舒揚的文章中釋了惑，當時也有學生“平日不怎么認真讀書，考試前就臨時抱佛腳居然也能像模像樣地混過去（第285頁）”。其次，因為是人生和學術的回憶錄，一些文章完全成了學術觀點的堆徹，《老師栽樹，學生乘涼》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沒有讀過作者寫的論文，讀起來就頗有點困難，有一頭霧水的感覺。然而，瑕不掩瑜，這本書還是值得稱道。對于生活在今日僵硬教育體制下想學點東西的莘莘學子來說，十分值得一讀；對于關注中國大學教育、法學教育及其改革的人來說，也頗值一讀。
注釋：
（1）梁治平等：《我的大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李永寧執(zhí)筆：《關于法學一系2001級學生綜合狀況系統(tǒng)問卷調查的總結報告》，2001年9月， http://www.nwupl.edu.cn/xwfb/subSite2596/program14340/15182.htm
（3）這里一個對比似乎更能說明問題。張衛(wèi)平談到“有一段時間，端著飯碗，看看教室、食堂紅磚墻上張貼的各種像‘大字報’一樣的文章，也是一種享受……這些文章無疑構成了當時大學的一道風景線（第141頁）”。今天的大學校園里，各種各樣的培訓海報、招生廣告也構成了一道風景線。盡管時代不同了，這種對比卻頗值我們思考。
（4）楊小凱：《后發(fā)劣勢》，載張曙光主編《思考變遷—經濟演講錄》，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余杞：《研究生的論文》，載《讀書》，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