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德利 ]——(2005-4-14) / 已閱43684次
韓佰軍等18人犯罪團伙是否構成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
滿德利
一、主要犯罪事實
1、主要犯罪形式賭博罪
1998年5月一天，譚奇打電話叫趙凱到藍月樓，一塊見了3男1女4個西安人，在場的還有王寶平（在逃）、姚超英（下落不明）。吃飯中，西安人問銅川能否開百家樂，譚奇說在他的藍月樓（譚奇系藍月樓老板）就能開，約好譚奇、趙凱、王寶平、姚超英4人占6股，西安4人占4股（1股1萬元），由西安的一個人當總“把子”（負責人），房費、打點費每天2000元。6月，西安的4人帶了百家樂賭具和一些賭客來到銅川，在藍月樓3樓開始了賭博。趙凱和王寶平各入了一股，譚奇、姚朝娃各兩股，西安人4股。參賭的有李同福、韓佰軍、喬滿滿、蘆國慶等人。
1998年7月，因姚超英把臺面上的20萬元輸完而無法給參賭人員兌錢（崩了鍋），西安人撤出，藍月樓的百家樂暫時停了。幾天后，由譚奇聯(lián)系到一家歌廳繼續(xù)開場賭博，一叫寧寧的人當負責人。開了10天左右，因為沒有打點費害怕被查，就又搬回了藍月樓，譚奇負責打點關系，又開了有20來天，譚奇說風聲緊就停了。這期間韓佰軍入了一股（1萬元），劉文閣在趙凱名下入了半股（5千元）。期間，入股的還有趙凱、譚奇、姚超英、王寶平。參賭的有李同福、韓佰軍、喬滿滿、劉文閣等人。參與護場的人有權小喜、楊大軍、韓剛等人（因權、楊、韓三人在逃，無法查證他們是如何來到賭場的），劉兆強通過楊大軍來到賭場負責看門，工資由聚賭人員商議后確定一個數(shù)目，用于賭場內(nèi)看門的、掃地倒水的、跑腿的等服務人員的工資。工資按天算，來服務就有，不來就沒有。通過聚賭人員等各種關系到賭場打雜的人很多，與韓佰軍關系密切的一些人如權小喜、楊大軍、韓剛等人，因為來賭場早、時間長，成為較為固定的服務人員，因此賭場中的這一部分費用就交由韓佰軍按每人一天50到100元不等發(fā)放，這也即所謂的護場費。
1998年8、9月，由蘆國慶出面聯(lián)系，將百家樂搬到了蘆家開的泡饃館，由韓佰軍當負責人，蘆國慶負責打點關系。由于被公安機關查處，到9、10月又搬回到藍月樓，在藍月樓開了20多天，又被公安機關查處，就停了。有韓佰軍、蘆國慶、姚超英、李同福、王寶平、趙凱等人入股進行聚眾賭博。在賭場參與護場的人有喬滿滿及權小喜、郭軍、楊大軍、高強、韓剛等人（均在逃）。每天2000元的房費和打點費，由蘆國慶安排使用。每場1000元的護場費由韓佰軍負責發(fā)放。在此期間，韓佰軍開始放高利貸，并叫自小認識的張衛(wèi)華幫著在賭場管理高利貸帳目。其中韓剛、楊大軍主要負責討要高利貸，也給看門人和護場人員發(fā)放工資。
1998年11月，蘆國慶聯(lián)系將百家樂開到了新區(qū)春園。當時春園已經(jīng)開了百家樂，系蔡永宏、劉文閣、姚利、張銅生等幾個人于98年9月開的，雙方就合在了一處。負責人是蘆國慶，有韓佰軍、李同福、蔡永宏、劉文閣、王寶平、姚超英、趙凱等人入股聚眾賭博，一直開到99年的4、5月。李同福于1998年12月離開賭場，參賭近6個月。劉文閣于1998年11月退出股份，1999年3月離開賭場到河南開火鍋店，參賭近9個月。打點費、護場費和護場人員及工資發(fā)放與以前一樣。期間，韓佰軍繼續(xù)發(fā)放高利貸。
1999年4、5月，蘆國慶又把百家樂搬到新區(qū)新懋大酒店，負責人是蘆國慶，有韓佰軍、蔡永宏、劉文閣、王寶平、姚超英、趙凱等人入股聚眾賭博。到了6月，蘆國慶又聯(lián)系將賭場搬到萬源山莊（萬源山莊系楊琳承包經(jīng)營，楊琳因涉嫌聚眾賭博于2001年6月14日被銅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保外就醫(yī)中逃跑至今）。蘆國慶和王寶平分別當了一段負責人，其他入股聚賭人員基本沒變。2000年2月過年前，百家樂停了，再沒開。1999年11月，陳繼文通過護場人員郭軍到賭場看門2個月，得工資3200余元。韓忠德通過權小喜于1999年7月到萬源山莊賭場看門20天，得工資1500元。護場人員有喬滿滿、張衛(wèi)華、劉兆強、陳繼文、韓忠德及權小喜、楊大軍、高強（均在逃）等人。期間，韓佰軍從賭場領取的護場費從1000元漲到了1600元，并為護場人員按每人一天50－100元不等發(fā)放工資。同時韓佰軍繼續(xù)放高利貸，并讓韓剛為其放高利貸，韓剛、楊大軍負責討要高利貸。
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在百家樂賭場共計開設一年8個月的賭博中，韓佰軍貸出高利貸金額35萬余元，收回本息近60萬元，獲高息25萬余元，涉及借貸高利貸人員20余人。西安參賭人員“大手九”（姓名、住址不詳），于1999年6、7月份以其一輛“陜AB6793”號“寶馬”牌轎車押給韓佰軍，借高利貸8萬元。
2、對以上賭博犯罪的法律分析
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規(guī)定的賭博罪，是指以贏利為目的，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yè)的行為。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聚眾賭博”，是指為賭博提供賭場、賭具，組織、招引他人參加賭博，本人從中抽頭漁利的行為。這些人稱為賭頭，也可能參與賭博，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均不影響本罪的成立�！伴_設賭場”，是指以贏利為目的，營業(yè)性地為賭博提供場所、設定賭博方式、提供賭具、籌碼、獎金等組織賭博的行為�！耙再�博為業(yè)”，是指以賭博為長業(yè)，即以賭博所得為其生活或揮霍的主要來源的行為。行為人只要具備以上三種行為之一，即可構成本罪。在本案賭博犯罪中，1、聚賭、參賭的有韓佰軍、劉文閣、蔡永宏。韓佰軍自1998年8月開始參賭，9月即開始入股合伙聚賭，歷時1年8個月。劉文閣自1998年8月開始參賭，9月開始入股合伙聚賭，1999年3月退出股份，亦不再參賭。蔡永宏自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入股合伙聚賭，參賭至2000年2月。2、僅參賭的人有喬滿滿、李同福。喬滿滿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參賭1年8個月。李同福自1998年8月至1998年12月參賭6個月。3、在賭場做服務工作領取工資的人有陳繼文、張衛(wèi)華、劉兆強、韓忠德等人。陳繼文自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賭場服務6個月。張衛(wèi)華自1998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賭場服務1年2個月。劉兆強自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賭場服務10個月。韓忠德于1999年夏天在賭場服務20天。以上事實說明，在行為上符合賭博罪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人只有韓佰軍、劉文閣、蔡永宏、喬滿滿、李同福五人。其余人員在賭場均無“聚賭賭博”、“開設賭場”、“以賭博為業(yè)”中的任一行為，只在賭場從事一般的服務工作，其中的下崗工人韓忠德只在賭場掃地20多天，對這些人如果亦以賭博罪定罪，一是不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二是罪不服人，使不該受追訴的人受到了刑罰的處罰，不但達不到打擊犯罪的目的，反而有失法律的尊嚴和公正。對韓佰軍、劉文閣、蔡永宏、喬滿滿、李同福等五人，應依其各自在賭博犯罪中的罪責分別予以懲處。而對陳繼文、張衛(wèi)華、劉兆強、韓忠德等四人，確認他們的行為不夠成賭博罪。
二、本案其它犯罪
一審法院判決還認定罪名7個，涉及犯罪16起。1、故意殺人罪(未遂)一起：系韓佰軍因其兄與王瑞杰發(fā)生爭吵，韓持槍致王瑞杰輕傷。2、故意傷害罪8起：1997年2月22日因權小喜與王建東發(fā)生糾紛，被害人馬根水得知后趕至權家，劉文閣、韓佰軍等人毆打馬根水中，劉文閣持刀致馬根水重傷；1998年11月中旬一天因被害人張紅波與韓佰軍發(fā)生矛盾，被韓佰軍、喬滿滿、劉文閣及楊大軍（在逃）等人致成輕傷；1999年3月5日被害人王林因話費與服務員發(fā)生爭吵，被楊曉山、任平良致成輕傷；2000年2月1日晚，因被害人梁煒打電話中與韓佰軍發(fā)生吵罵，被韓佰軍等人持刀毆打致成輕傷；2000年4月30日被害人張光宇在乘坐其鄰居褚長峰出租車中，因褚長峰將陳繼文的女友拉走而被陳繼文、郭振、等人致成輕傷；2000年8月24日被害人溫西虎、田忠民因手機之事，被趙樹衛(wèi)、張濤等人分別致成重傷和輕微傷；2000年11月11日被害人郭小衛(wèi)因小費與小姐發(fā)生爭執(zhí)，被趙樹衛(wèi)持刀致成重傷；2001年3月22日晚被害人侯瑞平與他人打招呼中發(fā)生矛盾并廝打，被張濤持匕首致成重傷。3、搶劫罪一起：1993年冬季一晚，韓佰軍搶劫一起打麻將的孫振岐人民幣2900余元。4、尋釁滋事罪3起：2000年2月18日楊曉山、任平良、任衛(wèi)平等人幫忙要債中與他人發(fā)生爭執(zhí)并撕打。楊曉山、任平良、任衛(wèi)平等人持刀致喬百虎、胡玉林輕傷，胡衛(wèi)軍輕微傷；2000年8月29日趙樹衛(wèi)等人被他人糾集后將客運司機李建國打成輕傷；2000年9月5日，被告人喬滿滿因拉沙子與趙喜正等人發(fā)生矛盾，糾集蔡熠、趙樹衛(wèi)、張濤等40余人，致王成陽輕傷，張戰(zhàn)強、王銀正、馬宏強輕微傷。5、賭博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韓佰軍、喬滿滿、劉文閣、陳繼文、張衛(wèi)華、劉兆強、李同福、蔡永宏、韓忠德等人伙同他人聚賭、參賭。6、羅健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犯罪一起。7、溫愛琴窩藏犯罪一起。
三、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
檢察機關抗訴認為以被告人韓佰軍為首的犯罪集團系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其中被告人韓佰軍、喬滿滿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被告人劉文閣、張衛(wèi)華構成組織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被告人趙樹衛(wèi)、陳繼文、張濤、蔡熠、劉兆強、韓忠德構成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理由如下：
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一款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一款的解釋中的規(guī)定：“黑社會性質(zhì)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征：
1、形成較穩(wěn)定的犯罪組織，人數(shù)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
結合本案事實看，以被告人韓佰軍為首的犯罪集團，是以“百家樂”賭博場為依托，通過收取保護費、投放高利貸，在以達瘋狂斂財目的的過程中，逐漸發(fā)展、形成壯大的。他們以賭場為核心，在被告人韓佰軍領導下，人員由開始的喬滿滿、權小喜、劉文閣、楊大軍、張衛(wèi)華等幾個人，發(fā)展為后來的20多人，并使得該組織結構形成一個寶塔式的、層次明確的犯罪組織，它的領導者是韓佰軍、喬滿滿。有組織者——較早與韓混集在一起，實施犯罪且為該組織護場、討債的劉文閣、為該組織擔當管帳并積極護場、討債的張衛(wèi)華。有積極參加該組織，并參加護場或討要高利貸的陳繼文、劉兆強、韓忠德。有為該組織充當打手的趙樹衛(wèi)、張濤和蔡熠。
2、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jīng)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jīng)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結合本案事實看，以被告人韓佰軍為首的該犯罪集團，通過為賭場護場，收取保護費、投放高利貸，由韓給其跟隨者分發(fā)工資。共計非法斂財達60余萬元，在此經(jīng)濟基礎的支持下，才得以坐視為大，以自己的人多、勢大，為非作歹。
3、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結合本案事實看，以被告人韓佰軍為首的犯罪集團，實施故意傷害7起、尋釁滋事1起、聚眾半毆1起、打傷13人，其中重傷4人，輕傷5人，輕微傷4人。
4、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qū)域或者行業(yè)內(nèi)，形成非法控制或者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jīng)濟、社會生活秩序。
綜合本案事實看，以被告人韓佰軍為首的犯罪集團，膽大妄為，屢屢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犯罪活動，稱霸一方，且以賭場為依托，大肆投放高利貸，造成借貸者因無力還貸，四處躲藏，有家難回的重大影響，嚴重破壞了我市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秩序。
綜合以上四點，認為一審判決所述檢察機關所舉證據(jù)，不能證明被告人韓佰軍組織的護場組織完全具有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罪的組織特征；不能證明被告人韓佰軍聚斂錢財是為了壯大發(fā)展護場組織、聚斂的錢財歸護場組織用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不能證明被告人韓佰軍伙同喬滿滿、劉文閣、張衛(wèi)華、趙樹衛(wèi)、張濤、陳繼文、蔡熠、劉兆強、韓忠德等以暴力、威脅、滋擾等手段，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不能證明被告人韓佰軍組織的護場行為及放、收高利貸行為在一定地區(qū)范圍內(nèi)或不特定行業(yè)內(nèi)形成非法控制或施以重大影響，使正確的社會管理和行業(yè)管理不能施行，公然對抗主流社會，嚴重破壞正常的經(jīng)濟、生活秩序，顯屬錯誤。
四、對檢察機關抗訴理由的法律分析
1、在全案涉及7個罪名的16起犯罪中，共同犯罪12起，單獨犯罪4起。犯罪時間從1991年4月至2000年2月近10年時間。以上犯罪，從發(fā)案的時間、原因、經(jīng)過、后果等幾方面分析，與韓佰軍等人賭博犯罪及這些犯罪之間，一、犯罪意圖沒有關聯(lián)性，即促使個案發(fā)生的原因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二、犯罪的主觀指向沒有共同性，即個罪中各被告人的主觀方面沒有明確的服從和依賴關系。三、犯罪本身的目的沒有統(tǒng)一性，即所有個罪的發(fā)生并非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四、犯罪分子之間的結合沒有穩(wěn)定性，即個罪的實施不是始終圍繞一些關系密切的固定成員而展開。雖然本案在人數(shù)上看似較多，但并沒有明確組織、指揮、策劃實施這些犯罪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各被告人之間也沒有為進行犯罪而結合成穩(wěn)定的組織形式。找不出在這些犯罪中始終出現(xiàn)、并在犯罪中始終起主要作用的固定成員。韓佰軍殺人（未遂）案、搶劫案均系韓一人犯罪。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犯罪均系其他犯罪分子出于個人利益和目的，臨時糾集在一起實施的，并非受到韓佰軍、喬滿滿等人的組織、指揮。從韓佰軍、喬滿滿等人結識、聚集過程、在百家樂賭場開設、運行中的作用看，韓佰軍等人并不是賭場的主要開辦人。在1年8個月中，賭場曾換了6、7個地方，每一處地點都非韓佰軍等人出面聯(lián)系。在6、7個地方設賭當中，只有一回系韓佰軍充當了負責人，時間有近3個月。其余時間韓佰軍只是以入股的形式參與聚賭。在賭場中，韓佰軍替合伙人發(fā)放護場費，在賭場從事服務的一些人員，也非經(jīng)由韓佰軍招募，大多系通過各種關系而來，且無紀律要求，干一天活給一天工資，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缺乏組織形式。韓佰軍在賭場發(fā)放高利貸，也是借機為自己牟利。韓佰軍、喬滿滿等人在賭場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但韓、喬等人并不是賭場的主要開辦者和組織者。聚眾賭博本身就具備組織他人參賭的特性，但不能就此認為他們也在有組織的實施其它犯罪。且本案賭博犯罪又系比較松散的團伙犯罪，全案其它犯罪不是為圍繞賭博犯罪而實施的，均與賭博犯罪沒有必然聯(lián)系。這一點，其它個罪如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犯罪與賭博罪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事實，給予了證實。因此，此案不符合人大關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一款解釋中的“形成較穩(wěn)定的犯罪組織，人數(shù)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的第一個特征。
2、此案涉及經(jīng)濟利益的犯罪只有賭博罪1起。韓佰軍等人在聚賭、參賭中，所有聚賭人員首先必須拿出一定的資金入股，然后才能從賭場的獲利中分得利潤。如果這些入股合伙后形成的莊家在聚賭中輸了，那么入股人員不僅無利可分，且入股資金也無法收回。在韓佰軍等人聚賭中，一、只要愿意拿錢入股，就能參與賭場的獲利分紅，同時自己承擔坐莊賠錢的風險。只要想退出可以隨時退出，人員可以在聚賭者、參賭者、不再賭之間自由轉換。二、除了入股資金是每股10000元的規(guī)定外，再沒有其它加入或退出的規(guī)定和條件，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三、韓佰軍等人并沒有組織實施除賭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來迫使其它人員入股，也沒有組織實施除賭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來保證入股者絕對獲利。四、除賭博本身這一獲利犯罪形式，韓佰軍等人再沒有實施其它犯罪來非法獲利。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在韓佰軍等人聚賭中，除參與賭博、糾集人員維護賭場安全、逃避公安機關檢查這一點具有組織的特點外，韓佰軍等人再沒有組織其它違法犯罪活動并獲取經(jīng)濟利益。
韓佰軍、喬滿滿等人在賭場中的主要作用是負責護場，并用從賭場獲利中分配的費用給護場人員發(fā)放工資。其目的是為了使組成的賭場在內(nèi)部安全有序，并以此吸引他人前來參賭。這是聚賭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而非賭博犯罪以外的其它行為。所以其具有的有組織的特點是該犯罪具體行為實施上的特點，而非表現(xiàn)在其實施所有犯罪上的特點，也即不是有組織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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