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安洲 ]——(2005-10-7) / 已閱30375次
量 刑 建 議 制 度 研究
云南大學法學院2005級碩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 要
近來，檢察機關積極探索量刑建議權（亦有人稱之為求刑權），并付諸實踐，這對于完善起訴權，增加量刑透明度，制約審判權，保障被告人的人權，防止司法腐敗等均有積極意義。而在此項改革前，法官如何裁量刑罰，在作出判決前是保密的。被告人只有在拿到判決書后才知道被判處何種刑罰，如果不同意，惟有通過上訴才能表達意見。況且，有的判決書稱對被告人依法作了從輕或從重的判決，但當事人及檢察機關并未感覺到這一點，從而引發(fā)上訴、抗訴。通過實施量刑答辯，將量刑問題透明化，讓被告人、公訴人就量刑問題進行抗辯，從而知道對被告人的刑罰是如何作出的，是依據(jù)哪些法律、事實因素作出的，讓雙方都清楚量刑的過程和結果。這樣，對判決的正確性、公正性就更能理解，就會減少不必要的上訴、抗訴，加快案件的流轉，減少訴訟成本。
關鍵詞：量刑建議 量刑公正 辯訴交易 訴訟效率 訴訟成本
一、國外量刑建議制度比較
量刑建議制度就是檢察機關在法定程序中，公訴人代表檢察機關對被告人應當處于特定的刑罰，即處于何種刑名、刑期、罰金數(shù)額、執(zhí)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具體的要求，行使求刑權的制度。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中都有關于量刑建議的內容，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tǒng)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議制度。
英美法系國家的量刑建議制度鮮明存在于量刑階段。在這些國家的刑事訴訟過程序中，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不是混為一體的，而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或經審判被陪審團認定有罪為分界線截然分開。所以，有關量刑建議的活動只能發(fā)生在量刑階段，在以定罪為核心的庭審過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議的問題。英美國家關于量刑建議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審團定罪后，法庭擇日就各種酌定因素舉行量刑聽證。量刑聽證中，控辯雙方都要參加，都可以就量刑問題充分發(fā)表意見，檢察官作為控方自然擁有量刑建議權。但在檢察官如何行使量刑建議權這一點中，英國和美國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國，傳統(tǒng)上認為，在量刑聽證階段，控辯雙方之間已不存在定罪階段那么強的對抗性，檢察官出席聽證會的主要任務，是要就犯罪事實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歷提出證據(jù)，目的是協(xié)助法官確定量刑的事實基礎，因此要盡量保持中立立場，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處罰為努力目標。美國則不同，抗辯式訴訟程序是美國審判制度的基本特征。 作為控方的檢察官理所當然地擁有對量刑提出建議的權力。但這一權力是否被充分運用在實踐中也不完全一樣，就全國來看，并不是所有的檢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問題提出建議，是否提出通常由檢察官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自己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是另外一種情形，其量刑建議制度一直貫穿于審判過程之中。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定罪與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確的劃分�？v觀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典，一般都規(guī)定法庭在評議之后作出判決，判決的內容通常同時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沒有單獨的量刑程序，對如何確定量刑通常也沒有具體規(guī)定。這是基于“定罪與量刑都是法官的權力，都應由法官統(tǒng)一行使”這樣的理論前提。但是，大陸法系國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議制度，而且主要是通過檢察官在訴訟活動中提出量刑建議及這一建議對法官的效力等一系列規(guī)定或習慣做法體現(xiàn)出來的。在有的國家，這一制度被規(guī)定在法典中，如俄羅斯聯(lián)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48條就規(guī)定：“檢察長在法庭上支持國家控訴，……向法庭提出自己關于對受審人適用刑事法律和刑罰的意見。” 韓國檢察廳法第4條規(guī)定，檢察官的職權之一就是“向法院請求法律的合理適用”。有的國家，雖然沒有在法典中明確規(guī)定出來，但從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可以看出，檢察官享有并經常行使這一權力。例如，一項關于德國處刑的統(tǒng)計結論說，檢察官建議適用的刑罰與法官最終判處的刑罰大都較為接近，而法官更傾向于在檢察官建議之下處刑。可見，德國檢察官在實踐中確實享有量刑建議權，而且很為公眾所關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檢察官在論述指控時，對具體的量刑也發(fā)表意見，這叫‘請求處刑’”，這一內容通常是檢察官在審判的綜合階段作總結性發(fā)言時提出。至于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的效力，各國都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不對法官產生約束力，但是如果檢察官認為法官量刑畸輕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訴。
在與刑事普通程序并存的刑事簡易程序中，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權非常確定而且突出。不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議權。最為典型的當然要屬美國的辯訴交易。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美國辯訴交易的由來：在20世紀中葉以前，美國司法系統(tǒng)一直面臨著三大困境，一是待審的案件堆積如山，二是司法的費用使財政不堪重負，三是無罪判決率居高不下。辯訴交易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興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認可。此后，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聯(lián)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過辯訴交易解決的， 對于解決美國司法系統(tǒng)面臨的困境起著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承認辯訴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個基本因素”。
其實，在辯訴交易中，檢察官并不能保證被告人一定會得到某個具體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種定罪建議和量刑建議；法庭也沒有義務一定要接受檢察官的定罪建議和量刑建議，盡管它在一般情況下會接受。那么，我們離辯訴交易到底有多遠呢？除了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之外，實質上只有兩步之差：一是確認檢察機關享有量刑建議權，二是法官享有決定適用“特別簡易程序”（即比現(xiàn)行的簡易程序更為簡單的程序，類似于美國的辯訴交易確認程序）的權力。至少在當前，我國的刑事司法系統(tǒng)還沒有遇到像美國刑事司法系統(tǒng)所曾經面臨的那種困境，因而沒有實行辯訴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國現(xiàn)行的刑事訴訟程序這種均衡地使用司法資源的做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在辯訴交易中，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在審判開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進行協(xié)商，協(xié)商的內容之一就是檢察官以減輕量刑請求為有利條件，換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辯。協(xié)議一旦達成，審判過程就大大簡化，如無特別情形，法官一般都會按照檢察官建議的刑罰作出判決�；谵q訴交易在提高訴訟效益上的優(yōu)越性，大陸法系國家也參照美國的辯訴交易確立了自己的特別簡易程序，德國叫作訴訟協(xié)商，意大利叫作依當事人請求適用刑罰的程序，這兩種程序中，檢察官都有明確的量刑建議權。當然，在這一類簡易程序中，法官不受檢察官的量刑建議約束，也是明確的效力規(guī)則。在通行于大陸法系國家的處罰令程序中，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權也是清楚而明確的。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規(guī)定，檢察官在適用處罰令的申請中“應當寫明要求判處的法律處分”。如果對各方面都不存在疑慮，法官通常會按照檢察官建議的處罰內容發(fā)布處罰令，如果法官認為有問題，則可以拒絕發(fā)布處罰令或決定開庭審判。當然，基于簡易程序的特定性，在法官不采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時，檢察官是不能以此為由提出上訴的。
二、我國目前的情況
所謂量刑建議權，即求刑權，是指公訴人代表人民檢察院建議、要求人民法院對被告人處以某一特定的刑罰，對刑種、刑期、罰金數(shù)額、執(zhí)行方法等方面提出盡量具體的要求。
加強監(jiān)督特別是審判監(jiān)督，一直是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工作的重點和難點，而刑事審判中的量刑又是人民群眾迫切希望真正實現(xiàn)司法公正之處，這更需要檢察機關以此為切入口扎扎實實地進行審判監(jiān)督。
量刑建議權本質上屬于公訴權，是公訴權的一部分。公訴權是一種司法請求權，它本身不具備終結性即最終判定性和處罰性，而是國家刑罰權實現(xiàn)的準備和條件，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它所包含的實體性要求只有通過審判才能最終實現(xiàn)。檢察機關指控犯罪，就是請求法院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檢察機關對案件認定事實、確定案件性質、認定犯罪，并由法院根據(jù)檢察機關認定的犯罪中法定、酌定量刑情節(jié)對被告人量刑處罰并確定執(zhí)行方式。不難看出，檢察機關請求法院認定事實、確定案件性質、認定犯罪，是在行使定罪請求權；請求法院對被告人科以何種刑種、什么刑期、哪種執(zhí)行方法，是在行使量刑請求權。二者都屬于公訴權的具體權能，不能把后者與前者割裂開來，視作不同性質的權力。
檢察機關實際上正在行使量刑建議權，但尚不全面�，F(xiàn)行起訴書和公訴意見中提出案件適用的法律條款、有關量刑情節(jié)事實和適用法律的意見。一般的起訴書中都指出與量刑有關的法定條款，而在公訴意見中，公訴人就量刑的法定情節(jié)和酌定情節(jié)以及適用的法律條款提出建議性意見，只是這種意見不夠具體和明確，但其本質就是一種量刑建議。因此不能把量刑建議權看做一種什么新的權力。
公訴人提出具體量刑建議已為我國檢察實踐所接受。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規(guī)定》規(guī)定，在法庭上，對犯罪情節(jié)較輕、認罪態(tài)度較好、具有幫教條件的未成年人，公訴人應當建議法院適用緩刑。這實際上是在要求公訴人就具體量刑提出建議。
公訴人就量刑提出具體的建議，是實現(xiàn)法律監(jiān)督特別是審判監(jiān)督的有效途徑。
（一）可以對法官的量刑形成監(jiān)督和制約
在事實和適用法律沒有爭議的情況下，在量刑的具體看法上應該出入不大，法官如果作出與公訴人量刑建議有較大差別的量刑，法官本身就應有充分的理由解釋。這就促使法官加強自我約束，在量刑時謹慎斟酌，公正行事。如果公訴人的量刑建議同法官的量刑總是出現(xiàn)較大的差別，就會使法院和公訴機關產生疑問，是雙方量刑尺度的掌握問題，還是存在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的情況。如屬前者，雙方就有可能對本地區(qū)在掌握量刑標準的認識問題上進行探討和交流，形成共識，有利于雙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如屬后者，則可以采取各種措施進行防范和處理。
（二）檢察機關就量刑提出具體意見，是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一個依據(jù)
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理由有：重罪輕判，輕罪重判，適用刑罰明顯不當?shù)�；免除刑事處罰或者適用緩刑錯誤的。這些都是針對法官量刑錯誤而提起的。提出量刑建議，能夠使法院在判決時充分考慮各種相關因素，使判決更為準確適當，同時法院判決明顯失當，檢察機關可以以量刑建議為衡量標準，作為是否抗訴的依據(jù)。
公訴人代表檢察機關提出具體量刑建議，是對公訴人能夠作出量刑建議的一般案件而言的，并不是說公訴人對任何案件都必須提出非常具體、明確的量刑建議。而且這個所謂“具體”的度也存在一個實際掌握的問題。對于一些特殊的案件，應實事求是，如在定性上就有較大的分歧意見，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就失去了實際的意義，就可以不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建議法律適用條款即可。
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較大，刑訴法規(guī)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較封閉，在這種條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容易濫用，從而影響司法的公正。量刑建議公開化有利于促進量刑的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法律對于普通公民來說，是一種專業(yè)性非常強的技術�！靶滩豢芍�，則威不可測”，將量刑建議公開化，也是保證普通民眾對于法官裁判的側面知情權。
量刑建議的公開化，也有利于保護被告的利益。我國的檢察機關代表的是國家利益，而法院應當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但是，我們的實踐經常出現(xiàn)檢法一家的現(xiàn)象。這樣的狀態(tài)下，就容易忽視被告人的利益。將這種量刑建議公開化，就可以讓社會對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量刑作出一定的監(jiān)督，從而可以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的進行�！�
將量刑建議公開化，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司法效率的低下從長遠和整體上制約著我國的司法公正價值的實現(xiàn)，這是兩個互相制約的方面。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可以有效地幫助審判機關從技術層面對案件更好的把握。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刑事訴訟中公訴人非當事人化設計，使得檢察官們“優(yōu)越感”頗強，常常將被告人僅僅視為治罪的對象，不僅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尚未真正建立，而且被告人的人格尊嚴也常常未受到應有的尊重。這常常表現(xiàn)在被告人的陳述和辯解未受到應有重視甚至遭到無端阻撓；有些檢察官甚至法官對被告人大聲呵斥，態(tài)度蠻橫，使被告人身心受到極大傷害。推行量刑建議制度，能夠使被告人有更多的機會充分行使陳述權、辯解權，對不利于自己的控訴施加影響，從而使訴訟盡可能地朝著有利于己的方面轉變，這不僅使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更為重要的是使他們看到自己的權利得以行使和受到尊重，因而更容易地從心理上對裁判結果產生認同感并無怨言的接受。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參與權和尊重被告人的人格是程序公正的重要體現(xiàn)。所以，量刑建議并不會影響到司法公正，更不至于影響到審判獨立，長遠更有利于司法公正。
三、量刑建議制度的內涵和功能
量刑建議制度在我國是一種新生事物，是對原有的公訴機制的改革，具有深化改革，強化監(jiān)督，減少訴訟成本，鍛煉公訴人，促進司法公正之功能。
量刑建議制度可以深化審判方式改革，建立公正司法裁判制度。隨著我國庭審方式的變化，控辯雙方的爭論，特別對量刑的辯論越來越激烈，使控辯雙方的對抗更全面、更充分，不僅讓被告人、被害人了解，而且在一定范圍內向社會公開，使量刑透明化、公開化，達到 庭審程序的公正，從而制約、促進實現(xiàn)案件實體上的公正和公正司法裁判制度的建立。
量刑建議制度可以充分行使公訴權，強化審判監(jiān)督。以追求公正和效率為目標的量刑建議制度，就是要充分發(fā)揮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充分發(fā)揮檢察官在庭審的監(jiān)督作用，對審判活動實行更有效的制約，督促法院（法官）在量刑前充分考慮公訴人提出的量刑請求，促使其排除干擾，杜絕或減少執(zhí)法的隨意性和不公正，達到判決更加準確、公平。
量刑建議制度是從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公訴人在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議及其理由，可以樹立一個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批駁的靶子，由此通過控辯雙方對量刑的充分辯論，找出一個合理的量刑界限，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預測性，保障量刑的公正。其次，量刑建議制度的提出可以減少律師與法官的幕后交易。律師可以就當事人的定罪問題當庭發(fā)表意見，但在關于量刑的信息只為法官掌握時，有“能耐”的律師往往選擇另類途徑與法官溝通，了解量刑標準，表達量刑意愿。這種做法違背司法公開的理念，極易導致腐敗。量刑建議制度將與案件有關的一切情況置于陽光之下，有利于司法公開、公正。同時讓當事人了解量刑的過程和結果，清楚刑罰是依據(jù)哪些法律、事實因素作出的，從而促使被告人認罪伏法，被害人息訴止紛，減少不必要的上訴、抗訴，加快案件的流轉，達到減少訴訟成本。
量刑建議制度可以促進公訴人業(yè)務的提高，有助于審判監(jiān)督。實施量刑建議制度并將之納入業(yè)務考核后，公訴人員必將大大關心量刑建議的準確率，進而促使其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業(yè)務能力。量刑建議制度可以鍛煉公訴人，準確把握定罪量刑的尺度。實行量刑建議能促使公訴人提高自身素質，關注量刑，注重收集和掌握不同案件的量刑標準和法院量刑的一般規(guī)律，從而提高公訴人對定罪量刑尺度的把握。同時，也可以促使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律師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和辦案能力。
四、量刑建議制度的原則和程序
量刑建議作為一項制度的實行，必將進一步促進司法公正，但它的實施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首先，行使法律監(jiān)督權原則，即以客觀、公正出發(fā)，提出量刑建議。
其次，罪刑相適應和體現(xiàn)刑事政策原則，即提出量刑建議要罰當其罪，重點放在依法從重、加重被告人刑罰方面，兼顧具有法定的立功、自首、坦白認罪等情節(jié)。
再次，理由充分原則，即提出量刑建議應當說明充分的理由，包括法律依據(jù)、司法解釋、法學理論、社會倫理道德等內容。
四是有利于犯罪分子改造和新生原則，即提出量刑建議時既要追究被告人的罪責，又要考慮為被告人今后的改造和重生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量刑建議制度在我國盡管在嘗試、摸索中，貶褒不一，實行起來難度不小，但不能因噎廢食，關鍵是必須構建起量刑建議的運作程序。
(一) 提出量刑建議的時間
量刑建議何時提出效果最佳。公訴人在起訴書中提出明確的量刑建議為宜，因為這時提出量刑建議是對偵查、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認罪態(tài)度的量刑體現(xiàn)，它視具體情況可以是對被告人是否認罪行為的獎勵或貶斥；在法庭審理中，能讓控辯雙方全面、充分有效地進行辯論，若被告人態(tài)度與以前一樣，辯護人也未提出新的證據(jù)，就算作是對被告人的獎勵或貶斥，反之檢察官可以視具體情況對量刑建議予以變動，提出新的量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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