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偉杰 ]——(2008-7-4) / 已閱6888次
民事調解制度的立法構想
王偉杰 黑龍江省孫吳縣法院
論文提要：民事調解作為我國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糾紛化解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被被譽為“維護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現(xiàn)行的調解體制是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弊端。筆者試途通過對現(xiàn)行訴訟調解制度的分析，提出調解制度立法的構想。全文共3250字。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別出臺了《人民調解工作的若干規(guī)定》，在制度上對民事調解給予充分的肯定。以調解的方式妥善處理各類糾紛案件，對于化解社會矛盾、快速調節(jié)經(jīng)濟關系，預防和減少訴訟，維護社會穩(wěn)定具有判決結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優(yōu)越性，長期以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特別是基層人民法院）大量適用簡易審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果。然而，對于民事調解的規(guī)定卻只見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guī)定，即：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jù)當事人自愿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立法對適用調解的受案范圍、程序等未作界定，與其他結案方式比較，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太過寬范。
一、民事調解制度的發(fā)展歷史
所謂民事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根據(jù)自愿和合法的原則，主持并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協(xié)議協(xié)商解決的制度。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在審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調解在中國有著優(yōu)久的歷史，早在西周在銅器銘文中就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調解成為司訴的原則，兩宋時期，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加，調處呈現(xiàn)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先生大力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體系，但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中國實行開來。建國初期，審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戰(zhàn)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強調審判與調解緊密結合，直到1979年我國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1991年我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明確了調解的原則為“自愿和合法”，適用范圍包括一、二審、再審，使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審判實踐，糾正了調解與判決販關系。近年來，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量簡易審理的案件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龍江省孫吳縣人民法院2003年收案996件，審結983件，其中調解結案413件，占結案數(shù)的42%，2004年收案871件，結案856件，其中調解結案436件，占結案數(shù)的50.93%，而兩個基層法庭所審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為調解結案，由此可見，民事調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決糾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現(xiàn)行民事調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是享有“東方經(jīng)驗”之美譽的法院調解制度，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訴訟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本質上是一種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是私法糾紛領域的廷伸，是一種當事人主義。在審判實踐中，由于缺乏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隨意啟動調解程序。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含概了程序合法、實體合法。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法院調解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全過程，這意味著調解沒有獨立的程序。法官可以隨時組織當事人調解，啟動調解程序的隨意性較大，造成訴訟調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過于突出，有悖于當事人主義的調解原則，使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受到一定壓制，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訴訟權受到侵害，同時也為“強制調解”、“恣意性調解”留下了廣泛的空間，失去法院調解所具有的獨特的公正價值。
二是調解無具體期限，限制當事人的上訴權。我國的法院調解制度所采取的是調審合一的模式，即調解和審判可以動態(tài)轉換，法官可以隨時主動地決定進入調解程序。較之判決，調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對的時間內提高辦案數(shù)量、回避法律適用，減少上訴案件，法官的風險最大化地降低，這無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適用調解。也變相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限制了上一級法院的司法監(jiān)督功能。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guī)定“調解達成協(xié)議，人民法院應當制作調解書，調解書應當寫明訴訟請求、案件的事實和調解結果�！{解書經(jīng)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闭{解協(xié)議一經(jīng)生效，即表明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已經(jīng)解決，產(chǎn)生與生效判決同等的效果，除個別特殊案件(如調解和好的離婚、維持收養(yǎng)關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訴、上訴，因而審判監(jiān)督機制難以發(fā)揮作用。同時，由于調解協(xié)議或送達回證上的簽字屬于自愿，當事人盡管可能無奈，但也只好忍氣吞聲。而且正是由于這種“自愿”，除嚴重違反程序外，使當事人無法提出充分證據(jù)，從而導致再審的機會幾乎為零。
三是對違法調解缺乏制約。法官對當事人自愿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的合法性負有審查義務，但在多數(shù)情況下，調解是由當事人自行協(xié)商形成一致意見后，再訴至法院，有的案件當事人惡意串通，為逃避他人債務以訴訟調解的方式轉移財產(chǎn)、規(guī)避法律責任，較為常見的有調解假離婚、假抵債、假清償，這類案件的調解，往往是事后才發(fā)現(xiàn)調解目的惡意并損害了第三人利益，我國法律對這種調解行為缺乏相應的預防和補救措施。
三、民事調解制度立法的構想
鑒于此，建立完善的調解制度立法十分必要。
首先，制定調解程序法，明確調解的受案范圍、調解的啟動、期限。對于涉及婚姻家庭關系的民事糾紛，如婚姻、撫養(yǎng)、贍養(yǎng)、收養(yǎng)的案件當事人不請求調解的，人民法院也應進行調解，對下列案件應考慮排除在法院調解之外：(一)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chǎn)還債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為無效應當給予追繳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參與訴訟的案件；(四)以當事人無處分權為標的案件。針對調解的啟動要賦予當事人以程序上的選擇權，對于一審普通程序而言，進入訴訟程序后，雙方當事人自由決定是否進行調解，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一旦當事人不愿以此種方式解決糾紛，即轉入審判程序。調解的期限以20為宜，在同一個案件中，只規(guī)定一個調解階段。程序是法庭在經(jīng)過庭審、認定案件事實后，審判人員應告知當事人，轉入調解階段，并詢問當事人是否同意調解，如雙方一致同意，則告知其調解期限；如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得按調解期限，試行調解；如雙方均不同意，則應轉入下一個程序，移交審判庭及時判決。
其次，制定調解實體法，明確法官職能。承辦案件法官在判決前對當事人的接觸，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響判決結果的公正性的問題，因此，應借鑒西方國家法官職能分工具體化的做法，如英美民事訴訟程序中，整個訴訟過程分為審前程序和審判程序兩個相對獨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階段，負責調查、和解，對審前程序管理法官與負責開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設之，保證裁判的公平、公正。同時，為彌補可能發(fā)生的錯誤調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應當考慮建立調解無效確認制度。法院調解無效確認之標準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有充分證據(jù)證明一方當事人有欺詐、脅迫行為，直接影響另一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達，調解協(xié)議的履行對被欺詐、脅迫方明顯不公；(二)調解程序違法或法官違反審判紀律直接影響調解內容實體不公；(三)當事人惡意串通，非法行使處分權，直接損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無法補救第三人損失的；(四)調解協(xié)議違反法律原則或禁止性規(guī)定的。
最后，取消反悔權，明確規(guī)定調解無效的標準。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調解協(xié)議生效以調解書送達為生效條件。第91條規(guī)定“調解未達成協(xié)議或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睋�(jù)此規(guī)定，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協(xié)議，該協(xié)議對當事人雙方并無約束力，在審判實踐中，反悔是調解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反悔權的行使動搖了法院調解的權威性。建議立法明確規(guī)定，在法官的主持下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一經(jīng)簽字即視為調解成立，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調解書一經(jīng)送達當事人，調解協(xié)議即發(fā)生法律效力，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xié)議可以強制執(zhí)行。
注釋：
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tǒng)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頁。
2、許小瀾 莊敬重：參見《論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及其改革》第二章。
3、《民事訴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