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俊 ]——(2013-3-14) / 已閱36975次
[4]參見[日]吾妻光俊：《意思表示による物権変動の効力》，東京商大法學研究2號（昭和8年），第133頁以下；[日]山中康雄：《権利変動論》，名大法政論集1卷3號（昭和5年），第287頁以下。
[5]參見[日]滝沢聿代：《物権変動の理論》，有斐閣昭和62年版，第26頁。
[6]同上書，第190頁。
[7]參見[日]川名兼四郎：《物権法要論》，金刺芳流堂大正8年版，第14頁以下；[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論》第2卷上冊，有斐閣大正3年版，第59頁以下； [日]末川博： 《物権法》，日本評論新社昭和31年版，第90頁以下；[日]中川善之助：《相続と登記》，載《相続法の諸問題》，昭和24年版，第166頁以下。
[8]從177條的文義上理解，所謂“對抗”和“沒有效力”是不同的。從通常意義上理解，即使當事人不能主張其效力，也應當肯定第三人有承認該效力的自由。參見前引[5]，滝沢聿代書，第29頁。
[9]參見[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Ⅱ物權法》，王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頁。
[10]參見[日]內(nèi)田貴：《民法Ⅰ》，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年版，第433頁。
[11][日]我妻榮、有泉亨：《新訂物權法》，羅麗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12]參見[日]山中康雄：《民法177條について》，愛知大學法經(jīng)論集51～52號（昭和41年），第19頁以下；[日]星野英一：《民法概論Ⅱ》，良書普及會昭和55年版，第39頁以下；[日]鈴木祿彌：《物権法講義》，創(chuàng)文社平成4年版，第113頁；前引[10]，內(nèi)田貴書，第433頁。
[13]參見前引[5]，滝沢聿代書，第29頁。
[14]參見[日]原島重義、児玉寛：《対抗の意義》，載舟橋諄一、德本鎮(zhèn)編集：《新版注釋民法6》，有斐閣平成9年版，第426頁。
[15]參見[日]中島玉吉：《民法釈義巻之二物権編上》，金刺芳流堂昭和2年版，第67頁；[日]石田文次郎：《物権法》，有斐閣昭和22年版，第101頁以下。
[16]參見[日]末弘嚴太郎：《物権法》上冊，有斐閣昭和31年版，第154頁；[日]舟橋諄一：《物権法》，有斐閣昭和35年版，第146頁以下；前引[9]，近江幸治書，第53頁。
[17]參見前引[14]，原島重義等文。
[18]參見前引[5]，滝沢聿代書，第190以下，第209、222、264頁。
[19]參見[日]七戶克彥：《対抗要件に関するボアソナード理論》，《法學研究》64卷12號（平成3年），第205、210、216、219頁；[日]高橋良彰：《ボアソナードの二重譲渡について——「倫理」• 「自然法」• 「実定法」をめぐる覚書——》，《都立大學法學會雑誌》30卷1號（平成元年），第645頁以下；[日]松尾弘：《所有権譲渡の「意思主義」と「第三者」の善意•悪意（二•完）》，《一橋論叢》111卷1號（平成6年），第92頁以下。
[20]參見[日]半田正夫：《不動産の二重譲渡への一つのアプローチ》，《北大法學論集》16卷4號（昭和31年）。
[21]參見[日]筱塚昭次：《物権の二重譲渡》，《法學セミナー》昭和40年8月號。
[22]參見[日]梅謙次郎：《民法要義卷之二》，有斐閣明治29年版，第17頁以下；前引[7]，富井政章書，第61頁以下；[日]橫田秀雄：《物權法》，清水書院明治42年改訂增補版，第76頁以下；前引[7]，川名兼四郎書，第16頁以下。
[23]例如日本不動產(chǎn)登記法第4條排除了通過欺詐或脅迫方式妨礙登記的第三人；第5條排除了有義務為他人申請登記的人，如出讓人的受托人、代理人等。
[24]參見日本大判明治38年10月20日民錄11輯1374頁；大判明治40年12月6日民錄13輯1174頁；大判明治41年4月6日民錄14輯395頁。
[25]參見日本大連判明治41年12月15日民錄14卷1276頁。
[26]參見[日]末弘嚴太郎：《物権法上卷》，有斐閣大正10年版，第165頁；[日]舟橋諄一：《登記の欠缺を主張し得べき「第三者」について》，載《加藤正治先生還暦祝賀論文集》，有斐閣1932年版，第649頁以下；[日]我妻榮：《物権法（民法講義2）》，巖波書店昭和27年版，第86頁。
[27]參見[日]鐮田熏：《「二重譲渡」の法律構成》，載內(nèi)田貴、大村敦志編：《民法の爭點》，有斐閣2007年版，第95頁。
[28]提出“背信惡意者排除說”的學者是舟橋諄一教授，參見前引[16]，舟橋諄一書，第182頁。確立“背信惡意者”排除規(guī)則的判例是最判昭和40年12月21日民集19卷9號2221頁。
[29]參見前引[20]，半田正夫文。
[30]參見[日]鈴木祿彌：《物權的變動與對抗》，渠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以下。
[31]參見郭明瑞：《物權登記應采對抗效力的幾點理由》，《法學雜志》2005年第4期。
[32]參見渠濤：《不動產(chǎn)物權變動制度研究與中國的選擇》，《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
[33]此為王利明教授轉述的支持登記對抗主義的理由。參見王利明： 《關于物權法草案中確立的不動產(chǎn)物權變動模式》，《法學》2005年第8期。
[34]同上。
[35]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guī)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287、344、346頁；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348、411、414頁。
[36]前引[3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書，第243、287頁；胡康生主編書，第293、348頁。
[37]前引[35]，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書，第344、346頁；胡康生主編書，第411、414頁。
[38]參見[日]広中俊雄：《民法修正案（前三編）の理由書》，有斐閣昭和62年版，第218頁。
[39]有的學者認為：“一個不具有對抗效力的地役權，和因地役權合同所生的債權并無實質差別。在當事人之間就相互的不動產(chǎn)利用達成協(xié)議而沒有辦理登記的情況下，實際上是創(chuàng)設了以一方的不作為或者容忍義務為標的的債權債務關系。”參見前引[2]，李永軍等文。實際上，該觀點的前提是“第三人范圍無限制說”，如果采“第三人范圍限制說”，則不能成立。
[40]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頁。
[41]《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62條。
[42]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第2條。
[43]例外的情況可以通過“善意”判斷標準的彈性化設計以及其他法條的優(yōu)先適用而解決。
[44]比較法上類似的情形參見日本大連判明治41年12月15日民錄14卷1276頁。該判決對不登記亦可對抗的第三人的范圍作出了列舉，包括“就同一不動產(chǎn)的侵權人”。此后的判例均沿襲了該立場。
[45]比較法上的類似情形參見日本廣島高判昭和35年3月31日高民集13卷2號237頁。
[46]比較法上的類似情形參見日本大判昭和12年12月21日法學7卷4號532頁。
[47]對善意第三人的范圍采取限制說也成大勢所趨，不僅比較法上采取了這一態(tài)度，我國的學說亦有轉向此觀點的趨勢，盡管限制的方案各不相同。參見崔建遠：《物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前引[40]，王利明書，第89、247、517、527頁。
[48]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頁。
[49]參見王澤鑒：《動產(chǎn)擔保交易法上登記之對抗力、公信力與善意取得》，載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50]參見王利明：《物權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頁。
[51]參見前引[49]，王澤鑒書，第228頁；朱巖、高圣平、陳鑫：《中國物權法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57頁。
[52]參見[日]吉原節(jié)夫：《登記がなければ対抗しえない第三者》，載前引[14]，舟橋諄一等編書，第579頁。
[53]參見前引[16]，舟橋諄一書，第199頁以下；[日]川島武宜：《民法Ｉ》，有斐閣昭和35年版，第169頁；[日]林良平：《物權法》，有斐閣昭和26年，第78頁；[日]金山正信： 《物權法總論》，有斐閣昭和39年版，第281頁；[日]鈴木祿彌：《物權法講義》，創(chuàng)文社平成6年版，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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