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15-3-24) / 已閱11430次
無罪裁判難在何處
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實行的是“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管控模式，從實際上說“行政”是以維護社會穩(wěn)定，實現社會控制為目的，“司法”也有控制社會的效能，但主要以實現公平正義為目的。以往的政府官員思維定式是以平復社會秩序為已任，政權機關把能不能有效控制犯罪率以及能否盡快懲罰犯罪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方面，因此，無罪裁判格局無法形成。一元化證明標準與主觀性“內部格局和觀念”原因：現行法律上看，最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和以往的完全一樣，在案件查辦起訴審判三個環(huán)節(jié)，都規(guī)定了相同的認定事實的標準，這樣的標準設定，使得錯案很難通過訴訟程序排除。
檢察機關的權力之一是監(jiān)督偵查權以防止其濫用，但本案演繹的完全不是這樣的路徑，監(jiān)督權似乎僅僅被當成寫在法條里的口號，諸多問題公訴中很少發(fā)生檢察監(jiān)督偵查權的實例，實則配合有余而監(jiān)督不力。當初黃金案件先由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后經公安復議，改為提起公訴，案件強行被推進審判環(huán)節(jié)，中院宣告無罪后，又因當事人討要黃金惹怒公安，法院站出來替代公安打抱不平，啟動院長發(fā)現程序，撤銷已生效判決，重審強判沒收黃金。檢察本該監(jiān)督帶病的再審，但還是脫法而行，配合法院玩慘當事人。
非法經營罪立法結構為空白罪狀，辯方認為行政法規(guī)改變，逞現日落條款，致使空白罪狀失去構成要件；控方則認為國務院行政命令對公不對私，其實這是對國家經濟政策以及憲法修正案的不當認識。檢法認為央行根據國務院關于取消黃金許可的通知不含私人，但憲法修正案第十一條對國營和私營一視同仁，平等保護，央行區(qū)別對待顯有違背憲法之嫌。
如何賠償才公平
引自明朝名垂青史的一代賢相丘濬，主持正義，忠君愛國，關心鄉(xiāng)里，主張“先知后行，知行合一”，主張“勸君上，正百官，教庶民”，把教化的意義提升到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主張“重民之事，蕃民之生，恤民之患，藏富于民”，積極支持新興商品經濟。自古以來，任何法律的本質都在于保護民權，促進社稷，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經濟思想，主張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視為實現治國安民的基本原則。《尚書》有“裕民”、“惠民”的觀點；《周易·益》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都把重視人民的利益視為統治者的德政；《論語·堯曰》實行寬惠政策，允許人民牟利取財；《老子》讓人民自由牟取財富；《管子·牧民》有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藏富于民 國之邦本的內含才是真諦。自然法的原則很多，但是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的原則包括：不觸動別的財產，歸還屬于別人的東西并償還由它得到的利益；履行諾言；賠償由于自己的過失而造成的損失；給應受懲較者以報應。
拿黃金案來說，如何賠償的問題，曾出現的分歧主要為“從新價”“變現價”“變現加息價”“退還原物”四種意見。
“從新價”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只有模糊性規(guī)定；“變現價”有規(guī)定，但變現時間與賠償時間相距甚遠的情況下，價差變化巨大，賠償顯有不公；比較折中的應當是“退回原物”，律師多次建議相關部門退庫處理，退庫核銷最為妥當。理由在于《國家賠償法》是關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為首要，體現有利于賠償請求人的利益衡量原則�！皬男聝r”能夠最大限度保護賠償請求人利益，但不利于賠償法律關系各方的利益平衡。從主流認識和有關規(guī)定看，賠償標準時應是一個較為確定的時間點，不能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改變，否則不利于法律關系的平復和穩(wěn)定，不利于當事方利益的平衡。換言之國家賠償實際上是要平衡賠償請求人、賠償義務機關與國家三方利益，“有利于賠償請求人保護原則”只計其一不計其二，不能隨意使用，也不宜隨著程序發(fā)展而無限制地延展，否則有失公平，也違背主流認識和規(guī)定。
結合本案雖然公安機關在審判前處理變現，程序有錯，但如果在檢訴或法院階段變現，或判決后變現，同樣會發(fā)生賠償價差問題，所以律師認為，公安機關提前變現并非必須承擔現價賠償的必要條件�！皬男聝r”的缺點較優(yōu)點更為突出，不宜采納�！白儸F價”無法充分體現《國家賠償法》保障和救濟人權的首要宗旨，即便輔以判決與賠償節(jié)點的利息賠償，仍與立法確定的標準不符。“退還原物或退庫”則策略地解決了矛盾問題，平衡了各方利益。
權威實務的觀點認為，公平合理解決的方案之一是退庫，雖然該問題和觀點都是給予侵犯財產權造成的賠償，但內在法理即如何平衡各方關系和利益，在理論上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在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時，需要根據價值取向進行利益衡量。
現階段無論《國家賠償法》有關賠償數額的計算方式等規(guī)定是否盡如人意，但其樹立的以受害人為核心的理念和維護受害人合法權益的精神毋庸置疑。前述“從新價”雖也能解決問題，但與《國家賠償法》特設的相對固定操作簡便的賠償標準相比，“從新價”顯得復雜，如果貶值了，按從新價則很可能不利于受害者一方，不利于迅速高效實現賠償到位，不利于溝通協調。而“退庫”處理便捷明了，符合賠償一般原理，既充分尊重了現實多變的情況，更避免了加重國家和賠償義務機關的責任，又有利于充分保護賠償請求人合法權益，充分體現《國家賠償法》保障和救濟人權的宗旨，符合《國家賠償法》不斷加大權利救濟力度的精神，還有利于促進賠償義務機關及時完全地履行賠償義務，也有利于遏制濫用賠償請求權的情形，實踐中也有因拒不領取賠償金而多得滯納利益的現象，退庫能避免節(jié)外生枝的問題。
痛剁擅斷之手
愛之深恨之切，民眾期待司法官員能夠抵擋來自各方尤其是上級的壓力，期待社會正義得到堅實的保障。平心而論，一味指責司法不公，正義難彰明，不符合社會期待，社會已經廣泛認識到了司法獨立的緊迫性，從上到下各級司法也都有共識，如何采取措施遏制司法不公現象，除了很大一部分制度設計問題之外，急需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發(fā)力，建立一個讓司法可以放手施為的制度。
錯案糾正已有改善，這些改善放在當下還不夠快，與民眾的形成期待落差，為什么十三年前，不見公安自省，而在媒體緊追不放時才有所改變，必須承認當時的司法環(huán)境不好之外，民眾不抱期待，沒有太多關心，只一味地通過各種渠道申訴，期待的只是好運降臨。
近兩年由于主客觀情況發(fā)生了巨大轉變，加上十八大對司法提出的新要求，漸漸體會到公正越發(fā)接近，選擇加大力度求助法律。司法為守護社會秩序與正義所作出的辛苦，民眾可以看得到，這些辛苦并不能影響民間對司法的期待，如果遇上來自上級部門或領導的壓力，又不得不配合的話，辦案者也不能屈服，恰當的作法可以是一方面運用智慧尋求一切可以運用的資源，包括媒體，還要勇敢地站出來，點明不當壓力，還可以消極不配合，讓人民成為偵辦案件的后盾，不能也不該因同僚情誼而官官相護，若仍不可為的，可以辭去任務，甚至罷官去職表達決心，不惜以個人去留刺激制度改進。如果大多數司法官都擁有為正義堅持的決心，就不在乎有各種權力妄加干擾，司法才能得到民眾真正的尊敬。
這個案件中負有監(jiān)督職責的檢察機關沒有扮演好角色，兩次機會不能不自省，法院依職權提起再審后，檢察機關依然配合公訴。我們說每個國家都有錯案，每個地方也都會不同程度地發(fā)生錯案，正是因為有檢察監(jiān)督體系，也正是因為有一群真心撼守正義的法律人把關，使得司法不至停擺，形成對錯案的免疫體系，歷史教訓一再提醒，不受正義約束的監(jiān)督體系，是民眾的大災大難。
法律不只是寫在紙上，更要寫在執(zhí)法者的心里，針對重要案件，理應忠實記錄并評析承辦司法官的裁判，良知司法應透過千秋之筆，渴求辦案司法者謹守職責，任何輕怠或濫權行為，都會被公昭于史，受到批判，黃金案的演進過程，沒有使強悍的司法穿越時空，一時間演繹成司法觀察的民間狂熱，促成上層重視，得以推進問題的妥當解決，最終使司法傲慢終低頭蒙思。2015年3月24日于西城區(qū)廣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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